2025 年 3 月 25 日，Chris Miller 應 DSET 之邀來台，於川普再度上任後首度在台公開剖析川普第二任期下的科技政策轉變，論壇齊聚產業、政府代表、與各大國際與台灣媒體，聚焦討論川普第二任期可能帶來的地緣政治與科技產業變局。
論壇由 DSET 執行長張智程主持，並邀請來自《天下雜誌》總主筆陳良榕、《日經亞洲》首席科技記者鄭婷方、《財訊》雙週刊副總編輯林宏達以及《路透社》台灣產業特派員李玟儀出席與談。
Chris Miller 開場演講
讓我先感謝 Jeremy 和主辦單位 DSET 的所有工作人員。正如 Jeremy 所提到的，我們之間的合作至今已經兩年了，我認為，世界上沒有哪個智庫能在短短兩年內，不僅在他們自己的國家所關注的議題上發揮影響力，甚至在國際層面上，對於半導體供應鏈、出口管制、關稅、研究、安全等議題都產生了實質的影響。我從他們的研究中學到很多，因此今晚能夠延續我們的合作，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榮幸。
正如 Jeremy 所說，現在對美國與台灣而言，是半導體的關鍵時刻，也是整體雙邊關係的關鍵時期——或許是過去半個世紀中，美台關係中最關鍵的時刻之一。因此，在開場演講中，我將會提到雙邊關係中與半導體相關的具體面向，同時也試著將其置於亞洲與全球的整體政治安全架構的必要背景中來思考。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體系正處於數幾十年來未曾見過的變動狀態。
就半導體來說，目前美台關係尚有幾個重點議題。其中一個是當然是關稅，川普總統已經以一種我們過去數十年來在任何主要經濟體領導人中都前所未見的方式，將其視為一種政策工具。他承諾將對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課徵關稅，而這些夥伴正是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主要包括歐洲和中國。這將對整體供應鏈結構造成重大改變，也因此對半導體產業造成影響。
當然，川普總統在第一任期內已對中國大量關稅。但在他第二任期的前兩個月內，我們已經看到對中國的平均關稅增加了一倍。可能因為這段期間他也對其他國家施加關稅，因此我們幾乎沒有注意到：對中國的關稅如今已是他上任時的兩倍。我認為，這讓我們能預見川普在未來三年又十個月內的任期中，可能出現的政策變化規模，而這將對許多國家產生深遠影響，尤其對像台灣這樣高度依賴貿易的國家。
即便川普總統最終決定不對台灣課徵關稅——我無法預測他對關稅政策會怎麼做或不做——但只要全球貿易體系發生重大變化，對台灣這樣高度依賴貿易並與美國供應鏈深度結合的國家而言，勢必會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關稅將會是今晚我們可以深入討論的雙邊關係中的一項關鍵議題。
我認為第二個關鍵議題，是美中之間持續進行的科技競爭。這包括幾個不同的層面，像是先進半導體和部分製造設備的出口管制、對中國及其他國家存取雲端運算服務的法規限制、美國雲端供應商的存取，以及研發能力與技術訣竅的存取。而川普政府也將此作為政策目標，試圖限制活動與知識轉移至中國。
理論上，這幾個層面都與台灣政府有許多一致之處，但我認為實際上也有相當多的摩擦空間。因為台灣公司和其他國家的公司，都會與既有的以及我認為有可能會實施的新管制措施互動。因此，科技競爭的升級將會對科技供應鏈造成額外的影響，進而影響美台經濟關係的結構。
我認為第三個挑戰將會是安全問題。因為當然不可能只從貿易或技術的角度來看待美台經濟關係，自從台灣進入現代社會以及現代美台關係的建立以來，美國和台灣之間就一直存在著深刻而複雜的安全關係。我想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種安全關係目前正處於緊張和壓力的狀態，這可能是自1970年代──半個世紀前──從未發生過的，當時我們看到美台關係的本質發生了重大變化。
在過去的兩個月裡，我們看到川普總統非常直接地表示，他希望其他國家的夥伴或盟友花費更多經費在國防上。我認為，我們看到川普政府積極施壓，希望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增加國防開銷，但我認為我們不應期望川普政府止步於歐洲。
事實上，我認為當川普政府看到過去幾個月歐洲國防政策的變化時，他們相信他們的策略正在奏效。德國為了一個數據點，已經通過了將近一萬億歐元的基礎設施和國防額外支出。有了這樣的結果，我認為我們應該預期川普政府會繼續使用類似的策略，向其他盟友和夥伴施壓，要求他們也增加國防開銷。
因此，我認為這對日本、韓國、澳洲都有影響，但我認為對台灣也有重大影響。預設可以將防禦關係和貿易的討論分開來是錯誤的。當談到美歐關係時，我們已經看到川普政府將經濟、政治和安全討論交織在一起──它們不是分開獨立的，而是全部結合在一起。
我認為我們應該假設川普政府與台灣之間也會在某個時間點展開類似的對話──將安全、貿易、技術與更廣泛的經濟議題相互融合。我認為這將會是一個很難進行的對話。
我認為，川普總統已明確展現出他對「權力與影響力」問題的高度重視——幾週前他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一段對話中，他告訴澤倫斯基：「你沒有籌碼。（You don’t have the cards.）」我認為這讓很多人感到震驚，因為他們預期——他們已經預期——美國與烏克蘭的關係將在共同價值觀和共同利益的概念之上來討論。然而川普總統更注重交易與權力失衡，並熱衷於利用他所認為的權力失衡來謀求自身利益。
我認為，我們已經看到川普總統對其他比美國小的國家採取類似的策略。因此，當我思考未來幾個月和未來四年美台雙邊關係的未來時，我認為我們應該期待美國採取一些手腕相當強硬的外交。
我認為對美國和台灣來說，都將會是一個真正的挑戰──得同時處理美國國內政治，以及台灣國內政治的任何衝擊。半導體將會是談判的一部分，因為半導體會變得與全球安全密不可分。
當我和晶片產業的朋友聊天時，他們大多希望能坐上時光機器回到 2015 年──那時候他們不需要考慮政治，不需要在總統身旁拍照，也不需要分析他們的供應鏈與哪些國家有交集。但我得說，我們恐怕回不到那個世界了。今天的晶片產業與政治的交集甚至比我剛開始研究晶片工作時還要緊密；無論是更好還是更壞，這就是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
我認為，當我們站在國際貿易體系另一次重大變革的風口浪尖──另一次建構供應鏈的重大變革──我認為，晶片產業的政治化將提升一個層次，美國、台灣、中國和日本以及所有在晶片產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美國和台灣在晶片產業上有許多共同利益，更廣而言之──管理產業政治化的新層級──將會是一場艱難的挑戰。
正因如此，我很高興能再次回到台北，了解台灣政府、社會與產業是如何看待並思考這些挑戰。我也由衷感謝 DSET 為了推動這些重要又複雜的討論所做的事。謝謝。
與談人第一論提問
張智程：感謝 Chris，剛才的發言非常精彩。你提到了許多關鍵點，我認為這些觀點不僅提醒了想法類同的國家，也特別提醒了這個島國、這裡的科技社群。事實上，我們就在川普就職當天發布了一份報告，標題是《走鋼索：川普2.0下的台美半導體安全》（Walking a Tightrope: Navigating Taiwan-U.S. Semiconductor Security Under Trump 2.0），其中我們也涵蓋了你剛剛提到的幾個重點。在撰寫這份報告時，我們訪問了 Chris 許多次，你給了我們很多關於如何應對未來不確定局勢的想法、提醒與資訊。我們非常期待今天的深入討論，因此邀請了四位在媒體界非常有影響力的資深記者，他們長年關注科技產業與議題，也將在今天代表台灣社會中關心此議題的聲音。
首先，我們邀請到的是《天下雜誌》的總主筆陳良榕，我也是他 podcast 的忠實聽眾。Chris，你幾週前才剛跟他錄了一集節目。現在把麥克風交給他，歡迎。
陳良榕：謝謝你的介紹。Chris，你的演講為我接下來的提問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礎。因為我是代表台灣的一般大眾來提問，所以我的問題會比較簡單。
現階段，當我們看著美國，第一個會問的是：「你們總統到底怎麼了？」對台灣人來說這感覺很奇怪，因為在川普 1.0 時期，我們很欣賞他。如果沒有川普1.0，可能今天所有的 AI 伺服器都不會在台灣製造，而是中國。我最近與一些伺服器供應鏈的人聊天，他們都說最大競爭對手是中國人，如果沒有川普，他們早就輸了。現在他們接到的訂單很多，都感謝川普，甚至之前有人還說要幫川普蓋一間廟（笑）。
但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我們之前在 podcast 裡聊過，在川普2.0 剛開始時我問過你：川普說「台灣偷了美國的晶片產業」，他又當選了，我們現在該怎麼辦？我們應該把晶片產業「還」給他嗎？當時你告訴我：「別擔心，那只是選舉時講的話，一切會像川普1.0 時期一樣。」但你知道的，現在的情況真的不一樣了。
你能不能幫我們分析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所有人都預測錯了？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下去，2030年的台灣半導體或科技產業會變成什麼樣子？這是我第一個問題，謝謝。
張智程：謝謝你替大家表達出這些焦慮。接下來請我們的下一位與談人——《日經亞洲》的首席科技記者鄭婷方，我也看了你與Chris的線上對話好多次。婷方也是台灣的另外一位代表。
鄭婷方： 謝謝。在剛剛良榕提到川普2.0的問題後，我想整個供應鏈也非常擔心中美之間新的晶片戰，因為這可能會影響到全球更廣泛的供應鏈──特別是在亞洲，包括台灣、日本和韓國。
我特別想問的是：中國在電動車（EV）取得初步成功之後，現在將仿人機器人確定為下一個主要發展領域。這已經吸引了大量的中國投資。包括小米、小鵬汽車（Xpeng） 等許多公司都表示正在開發仿人機器人。
我們也聽說中國可能會佔上風，因為他們生產許多人形機器人的精密零件。因此我們想問：您怎麼看中美科技競爭下一階段的發展？利害關係為何？
另外，有些人說仿人機器人不需要最尖端的晶片。鑒於中國在成熟晶片和 DRAM 方面的能力不斷提升，我們應該如何關注潛在的干擾？台灣或美國應該有多擔心？以及我們是否歡迎來自中國的這種新的成熟晶片衝擊？
大家都希望問 Chris 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中國的本土化運動。他們希望自己建立整個供應鏈。舉例來說，華為希望從晶片生產到晶片設備都能建立。而且我們看到很多進展，他們現在說他們可以建造曝光機器或什麼的。在您的著作《晶片戰爭》中，您討論了曝光技術的歷史。所以我們想問：你認為中國可以建造自己的曝光機和其他機器嗎？這是否會擾亂全球半導體產業？應用材料（Applied Materials）和東京威力科創（Tokyo Electron）等公司是否應該擔心這一點？謝謝。
張智程：謝謝。良榕著重於川普問題，婷方則是中國問題，我們有10分鐘讓 Chris 來回應這一輪提問。
Chris Miller 回應第一輪與談人提問
關於理解川普政府的政策變化與延續性，我認為在當今的媒體環境下，我們很容易只關注到政策的改變。因此，讓我先談談延續的部分，再來談改變。
在延續性方面，台積電是在第一任川普政府期間宣布在亞利桑那州的首次投資。這是一種延續性：從投資規模的測試來看，計劃增建的晶圓廠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但距離台積電首次宣布該投資已經是六年前的事了，這表示這項延續性橫跨了三屆美國政府、兩任台積電領導團隊、整個半導體產業的大量變化，甚至是像 ChatGPT 發明這樣的重大事件——很多事情都變了，但這項延續性依然存在。
我認為如果你去看幾週前川普總統和台積電執行長魏哲家一起舉辦的記者會，人們可能會對那個「1000 億美元」的金額感到驚訝，但看到美國總統與台積電執行長同框出現，應該沒有人會驚訝，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這類型的場合。這反映出一種延續性，也是一種重要的訊號，特別是關於關稅政策。
至於半導體關稅，川普總統在第一任期就對從中國進口的半導體徵收了關稅；而拜登總統則把這些關稅稅率加倍了。所以，這又是一種延續性。到了川普第二任期，這些關稅甚至更高。在出口管制方面，目前我們尚未看到川普政府有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出台，但我會認為，從第一任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之間，出口管制的政策其實也展現了相當程度的延續性。
我認為，下一步的出口管制措施將會變得更嚴格，而不是更寬鬆。在這個議題上也會有延續性。因此，我認為當我們在觀察美國政策的輪廓時，重要的是不要過度依賴今天的戲劇性頭條——戲劇性的新聞標題永遠都會存在——同時也要認真看待其中的延續性。
我認為我們需要同時關注政策的延續與變化，因為延續性有助於我們理解政策背後實際的推動力。人們很容易對某一個特定的先例過度關注。但當你看到同一項政策在三屆不同總統任內持續推進——儘管他們來自不同政黨、內閣成員不同，國會控制權也不同——這就說明在美國的商業和政治體系中，有更深層的力量正在推動這些變化。因此，我認為即便總統更換，這些力量依然存在。
我認為，首先，我們當中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川普不是總統、而拜登是總統的那段時間裡，忘記了川普有一項很獨特的能力，那就是掌控媒體環境的能力。在他第一任期間，每一則頭條都是關於川普，川普做好事、川普做壞事、川普很棒、川普很糟，全都是圍繞著川普。不只是美國，我去到每個國家，大家也都只想談川普。當拜登擔任總統時，我們忘了這一點，因為拜登不擅長主導媒體環境。現在川普回來了，我們才再次驚訝於新聞中鋪天蓋地都是川普。我認為，我們現在的某些反應，其實是在回應這種媒體環境——我們看到的每一條新聞都是關於川普、大家都在談川普、關注川普。
我認為第二個改變是，川普總統現在不需要再競選連任了。在美國政治中，人們常說，總統在第二任期通常會更關注自己的政治遺產。他們不再那麼受日常政治的限制，會更多地思考在任期結束前想要實現些什麼。
我認為川普總統已經非常明確表示，關稅政策與對開放型產業政策的重構是他的優先事項。所以我認為這意味著，他在關稅問題上更願意承擔經濟風險，比如願意看到股市下跌、讓企業感到不滿。我們之所以會看到對加拿大加徵關稅，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幾個月前幾乎沒有人會預料到這點。
話雖如此，我們也看到川普政府在就任短短兩個月內，已經對經濟情勢做出了反應，現在又回到關稅議題上來。當所有企業執行長都打電話來說你對加拿大加的關稅會讓車價上漲時，我們也看到川普政府有所退讓。看起來股市下跌已經在影響白宮的決策了。至於這個決策過程究竟是如何運作的，當然無法下定論，但我會認為，我們應該把重點放在那些真正影響白宮決策的因素上，而不是每天的推文。
如果你回顧川普第一任期，你會問自己：是應該關注每天的推文，還是應該理解政治的結構？那麼政治結構會是更好的指引，遠勝過每日的推文或新聞頭條。
我認為這就是我對川普政府重新上任頭兩個月的主要觀察。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準確預測下週或下下週會發生什麼事，但我認為除了總統個人的意志之外，整體的政治結構確實很重要。
我認為，自從川普第一任政府以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實力其實是變得更強了。現在台積電的市佔率比川普離任時還要高，也比川普上任時更高。所以有時我來到台北，聽到有人在談論台灣半導體產業「被掏空」，我就會問他們：你們看到的是哪個半導體產業？因為從世界其他地方的角度來看，大家都認為台灣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強。
因此，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認為這些趨勢會發生劇烈改變。因為台灣半導體產業之所以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這麼核心的角色，並不是因為某些政治因素，而是因為台灣在技術上具備其他國家與企業無法匹敵的領先優勢。除非這個技術領先的態勢發生改變，否則在我看來，台灣在半導體領域的地位將會像現在一樣，依然非常穩固。
我認為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當我們談到整個 AI 供應鏈中晶片之上的部分，台灣會扮演什麼角色？我認為那裡確實存在一些機會，但也沒有人能保證台灣企業在晶片之上的層級能成功獲利。我們應該預期，未來那些最大的經濟利益來源，不只會集中在晶片層級，也會大量集中在晶片上層所建構出來的各種軟體上。因此，對我來說，目前還無法確定台灣在這部分到底能扮演多大的角色。
針對婷方的問題，我認為過去這兩個月我們沒有花足夠的心力去思考的總統，其實是習近平。當然，他是整體趨勢中的一位主要角色，甚至可能是最關鍵的那一位。
我想人們常常認為是川普總統發起了晶片戰爭。但我可以保證，2016 年川普剛當選時，幾乎沒有華盛頓的官員能正確念出「半導體」這個詞，更別提什麼極紫外光（EUV）微影技術了。
美國政策制定者之所以開始將半導體列入關注，主要是因為他們擔憂中國在發展自身本土技術能力方面的努力。我在《晶片戰爭》這本書中有提出，這其實是一個學習過程——最初是台灣的產業與政府開始注意到中國的動向並表達憂慮，接著是日本開始關注並產生警覺。直到這之後，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才將焦點放到半導體上。
我記得我曾經訪問過川普第一任政府中的一位國安會成員。我問他：「你什麼時候開始把曝光技術當作重要議題來看待的？」他告訴我：「是我在日本的對口建議我應該研究這個領域。」
所以如果你想理解美國是如何捲入晶片戰爭的，那是透過從更早觀察這些動向的盟友那裡學習而來的。
我認為這也說明了晶片戰爭背後一個核心推力：中國致力於建立本土供應鏈的行動比以往都還要強勁。他們投入的資源規模也是歷來最大。而且中國在過去十年間在半導體供應鏈許多環節上都持續取得進展。換句話說，他們現在的能力，再次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強。
我們看到這一趨勢正在影響台灣、美國、日本、歐洲的企業——也可能包括南韓，舉例來說，南韓在記憶體市場正面臨中國的直接競爭。
我認為，出於各種原因，習近平主席相信自給自足的轉型是中國經濟與國家安全的核心目標。因此，中國願意投入龐大資源，目的是為了建立自我供應的能力。
我並不認為其他國家的政策轉向會導致重大改變。中國的政策整體上已經設定在一個方向上，那就是努力在製造與設計方面建立大量的本土能力。而且我認為，中國在試圖複製半導體製造所需的工具方面，確實已經取得一些進展。
當然，我認為他們仍有很長的路要走。雖然我們已經看到一些關於中國曝光機的新聞頭條，但那目前仍然只是頭條而已。但我認為，我們應該預期像中國這麼大的國家，最終會逐步實現更多本土化，這也意味著，任何形式的技術管制，其實效力都將是暫時的，而非永久性的。
鄭婷方：你覺得他們還能持續多久？這真的非常有挑戰性。
Chris Miller：這就是關鍵問題了。沒有人能準確知道會需要多久，幾乎無法預測。我們知道有很多公開報導指出，多位 ASML 員工被不同的中國公司聘用；也看到媒體報導說，中國研究人員的薪資有限，但仍在從事曝光技術的研發。我們可以想像，中國政府在取得各種所需設備與零件的設計圖方面，也可能透過駭入行動提供了不少協助。
但我們也知道，最早那台具備商業可行性的極紫外光（EUV）曝光機，是經過三十年的研究才開發出來的。而且我們也知道，每一代的新機型都會越來越進步。所以在曝光技術領域（就像供應鏈裡的其他技術一樣），你不是在追趕一項靜止不變的技術，而是在追趕一個不斷快速向前進展的目標。
中國試圖取得 ASML 的 EUV 設備已經六年了，六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卻還是無法取得這項工具。以我來看，中國要實現曝光設備的本土化，大約需要十年時間——如果這個估計正確，那也就代表中國不太可能在四年內擁有自己的 EUV 設備。
但現在我甚至覺得可能會需要超過十年，因為四年看起來太快了，尤其是考慮到中國目前連自己的 DUV （深紫外線）工具都還做不出來。而我認為，可能得先有 DUV 工具，才有辦法製造 EUV 工具。所以要完全實現本土化，可能會花比十年更久的時間。謝謝。
與談人第二論提問
張智程：非常感謝 Chris 回應良榕和婷方的問題，我認為這對於觀察華盛頓特區的趨勢非常關鍵。雖然你提到川普政府中存在一定的延續性，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巨大的焦慮——我們看到一些在川普 1.0 時期曾提出強硬立場的人物，在川普 2.0 中未被重新任命。像是上個月來訪的博明（Matt Pollinger），還有麥克．龐培歐（Mike Pompeo）——他們過去都被視為台灣的朋友。但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像伊隆．馬斯克（Elon Musk）這樣的非傳統政策人物，或者其他領袖，開始擁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正如你剛才提到的，我們正身處這個地區製造活動的核心。因此，這裡的人們對科技議題，特別是競爭方面，有更多的第一手資訊。當中國接近或超越我們在某些技術上的能力時，本地的利害關係人往往能最早發現問題並提出警訊。
因此，我們正在進行方法論研究，也正針對這方面發表報告，因為我們希望能把這些議題帶到華盛頓，讓大家能在同一個基礎上討論。我們身處製造活動的中心，但華盛頓那邊能夠取得這些關鍵資訊的人並不多。
接下來，第二輪我們將有宏達與玟儀加入。宏達是《財訊》雙週刊的副總編輯，也是一位資深的半導體產業記者。最近，宏達也與 DSET 合作撰寫了一份聚焦於成熟製程晶片的報告。所以我就把麥克風交給宏達，請他與 Chris 分享看法。
林宏達：嗨 Chris，我想討論一些我們長期以來都在尋找答案的問題，關於「成熟製程」的議題。
從產能來看，台灣在成熟製程的產能方面位居全球第一。如果你要建一台 AI 伺服器、一輛車，甚至是一個玩具，都需要用到成熟製程。沒有成熟製程，你根本無法建構 AI 伺服器。這對台灣的經濟安全非常重要，因為許多公司的產品都包含成熟製程晶片——包括台積電在內。
但我們看到中國正大量投資於成熟製程的產能，他們正嘗試用各種製程方式來自力更生。同時，美國在成熟製程的投資卻很少。到 2032 年，我看到美國在成熟製程的市佔率可能只有 10%。
所以我的問題是：如果未來再次出現晶片短缺，美國要如何實現其經濟安全？美國會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來強化成熟製程的安全性？
因為台灣在這方面的產能非常關鍵，台灣和美國應該如何合作來提升供應鏈的韌性？
這就是我的問題。
張智程：第二輪的第二位與談人是玟儀。玟儀現在在路透社擔任台灣科技產業記者，我們把麥克風交給他。
李玟儀：非常感謝。剛才宏達聚焦在成熟製程晶片，接續他的問題，我想補充一點。其實台積電在先進製程的市佔率仍然非常高，在白宮時，川普總統曾稱台積電為壟斷企業。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認為台積電這一千億美元的投資是否足以緩解外界對其壟斷地位的壓力，讓它不會成為美國政府的針對對象？
第二個問題還是與台積電有關。即使台積電已經投入了這麼多資金在美國，我們仍然看到關稅問題存在。看起來川普提出的關稅政策並沒有把台灣排除在外。所以我想請問——你認為台灣企業若在美國加大投資，是否能幫助台灣，產生某些正面影響？或者，你認為台灣政府是否有什麼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以改善談判結果？謝謝。
張智程：好的，宏達的問題是關於成熟製程晶片，玟儀則是關於台積電以及其他在美投資的台灣企業。這是我們兩位與談人提出的問題，接下來請 Chris 回應。
Chris Miller 回應第二輪與談人提問
關於成熟製程晶片的問題，我認為美國、台灣、日本，以及某種程度上的歐洲——當然要看是哪一個歐洲國家——都已經意識到，中國擴大成熟製程晶片產能已對價格產生了重大影響，並且過度依賴中國零組件與供應鏈也存在風險。
然而，要如何應對這個問題，確實是一項非常艱鉅的挑戰。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許多被詳細記錄的案例顯示，很多西方公司因為擔心在中國的價格壓力下無法獲利，而選擇不再對成熟製程晶片進行更多投資。這正好與我們想要看到的情況完全相反，我們其實希望在友好國家看到更多投資、更多合作，但目前看到的卻是相反的趨勢。
那麼，該怎麼辦呢？其實有幾項政策已被討論過，但都尚未大規模實施過。我們確實看到美國對從中國進口的晶片徵收關稅，但問題是，美國實際上並沒有直接從中國進口那麼多晶片。供應鏈的複雜性意味著，如果你想用關稅作為工具，那就得對零組件層級徵稅——但這在行政操作上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美國貿易史上確實有幾個針對零組件層級徵稅的前例，但那些案例相當冷門，針對的產品也遠沒有半導體來得廣泛。大多數製造商都表示，確認所有使用的晶片與原材料是什麼、並向海關申報並正確課徵關稅，這些都非常花錢——甚至在短期內根本無法做到。我認為，企業當然會利用這種複雜性來規避風險，但他們所說的「跟海關配合的流程非常困難」這一點，確實是有道理的。
在美國，我們其實已經透過《防止維吾爾人強迫勞動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進行過某種程度上的預演。這項法案禁止使用與新疆有關的任何產品。企業發現，要遵守這項規定極具挑戰性。例如，福斯汽車（Volkswagen）有一大批汽車貨櫃被卡在邊境，因為他們無法證明那些車輛中沒有使用來自新疆的零組件。我認為，這段經驗讓很多公司開始具備了一些工具與能力，來面對針對零組件徵收關稅的挑戰。
但事實是，即使我們從未在大規模上這麼做過。對幾乎每個產品中都包含的零組件徵稅——有時是一個產品中有數十、數百甚至上千個晶片——在物流層面仍是一大挑戰。
我的看法是，這仍然值得探索。但如果我們要這麼做，就應該設下一個較長的時間表，而不是立刻實施。假設明天就開始對零組件課稅，那將會造成非常劇烈的衝擊；但如果設定在 2030 年實施呢？那可能就不會那麼具有破壞性，因為有更多時間可以調整。因此，未來這項「零組件關稅」的發展值得持續觀察。它是一項強大的工具——但同時也可能帶來相當大的衝擊。
第二項工具是在特定情況下採取的，那就是直接禁止中國產品進入某些敏感供應鏈——例如美國的聯網汽車。接下來，我們也會看到無人機供應鏈的限制，甚至可能延伸到部分資料中心的應用。不過目前為止，這類措施僅限於那些被認為涉及資料安全、具備破壞風險、並影響國家安全的領域，尚未廣泛應用。我們也沒有看到歐洲在這方面有什麼進展，日本的動作也非常有限。
我認為，我們必須認知到，美國的經濟只占全球約 20%。如果美國單獨行動，將無法具備推動全球政策的規模與力量。但如果整個七大工業國（G7）聯合行動，那麼加總起來就超過全球一半的 GDP，你就具備足夠的規模與分量。但若只有美國採取行動，那麼規模與優勢就落在其他「不採取行動」的國家手上。因此，要在這方面組成一個聯盟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與歐洲國家合作的難度不小。這就是第二種策略：禁止中國零組件。但若無法建立起聯盟，它的成效將非常有限。
第三種策略是嘗試提供補貼。美國提供補貼，日本提供補貼，歐洲也提供補貼。但不幸的現實是，沒有人能在補貼競賽中打贏中國。因此，補貼這項工具在短期應用上是有限的。
這一切意味著，我們擁有各種政策工具，但沒有一項是完美的，也沒有任何一項曾經在大規模上實施過。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在成熟製程晶片領域持續擴大市佔，而西方企業的投資卻比以往更少。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的問題。我認為我們需要有所行動，但目前我還沒看到有足夠多的國家組成聯盟，能夠提出一個可信的應對方案。
林宏達：我可追加一個問題嗎？
Chris Miller：沒問題，請。
林宏達： 因為你們現在有對中國的 「301條款調查」（Section 301），那麼未來對半導體貿易會有什麼影響？有哪些可能性？
Chris Miller：關於這次調查的結果，我們目前尚不得而知。我可以肯定調查會發現中國存在補貼行為，但我不確定他們會提出什麼樣的因應措施。他們可能會建議對來自中國的晶片課以更高的關稅——但如我們先前討論過的，那可能不會產生實質效果。他們也可能會建議對零組件課稅，或者提出配額限制。但我仍然認為，這些做法未必能帶來我們期望的結果。
我認為關鍵問題在於：你能想像川普政府先對歐洲施壓、再設法讓歐洲回頭合作嗎？我認為過往的經驗顯示，這是非常困難的。一方面是因為目前川普政府與歐洲的關係本就不佳，另一方面是歐盟本身就是一個極難推動政策的組織。
我知道台積電最近宣布在美國的新投資在台灣引發了不少討論，但從一個在美國觀看魏哲家與川普總統共同出席記者會的觀察者角度來看，我會說，這項投資是非凡成功的。
我認為台積電成功讓自己成為新政府的重要合作夥伴。川普總統在發言中明確支持台積電——他稱讚這家公司、它的技術，以及它在美國 AI 供應鏈中的關鍵角色。我認為這對台積電而言是勝利，同時對美台關係而言也是個勝利。因此我希望這項投資宣布能幫助穩定台積電與美國政府的關係，也穩定雙邊關係。
但我不認為這就能消除川普政府將進一步推動的所有其他議題的壓力。我認為川普政府已經表明，所謂的「對等關稅」談判中，總統希望討論的不只包括關稅稅率，還會談到企業稅差異、非關稅貿易壁壘等問題，我們應該預期這些議題都會被納入美台雙邊關係的討論中。
我當然希望台積電的投資能解決所有問題，但我認為，至少它讓雙邊關係站在一個比原先更穩固的基礎上。就這點而言，我認為這是一次成功。
我我記得你剛才也問到一個問題，關於川普總統在記者會上不只一次，應該是兩次，稱台積電為「壟斷（monopoly）」企業。我認為這又回到了我們之前討論的——關於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實力這個議題。沒有哪一位科技公司執行長會喜歡聽到自己的公司被稱為壟斷，但同時也有很多科技公司的執行長希望自己的企業能有足夠的市佔率，好讓這個稱呼變得合理——只不過他們還沒達到那個程度。
如果你回顧歷史，每一家曾擁有如此高市佔率的科技公司，都曾經面臨某種程度的競爭規範或反壟斷討論，不管是美國電信網路的 AT&T、主機電腦時代的 IBM、個人電腦時代的微軟，還是後來的蘋果與 Google。他們都曾在某個時期面臨監管或調查。因此，現在台積電躋身全球最頂尖科技企業之列，要面對這類型的問題，其實也不令人意外。
那這到底代表什麼？我認為這個討論的後續發展還很難預測，但對於一家市值高達 8000 億美元、市佔率達到 90% 的科技公司來說，被質疑其市場競爭政策是非常自然、幾乎無可避免的事。當你如此成功時，這些問題就會接踵而至。
張智程：關於成熟製程晶片的部分，我剛才也向 Chris 提到，我們即將發布最新的報告，標題為「大包圍：中國全面主導成熟製程晶片的戰略布局（The Great Siege: The PRC’s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Dominate Foundational Chips）」。我們下週也會把這份報告帶到華盛頓 DC。
另一方面，回到玟儀剛才的討論，關於台積電前往美國設廠，我想我們大家都認為，這只是台灣製造商前往美國發展的第一階段。因此，我接下來的問題是——你怎麼預測美國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你先前提到，讓台積電或其他最先進的半導體製造能力與研發進駐美國是必要的。但就你作為美國戰略觀察者的角度來說，你認為這場在主導性科技領域——也就是半導體製造——的競賽，美國的最終戰略目標會是什麼？
Chris Miller：我認為，如果你問任何一位世界領袖：「你希望你的國家主導先進半導體製造嗎？」他們的回答肯定都是「想要」。所以，看到美國的政治領導人表達希望在先進晶片製造或研發上扮演更大角色，這並不令人意外。但這樣的表態並不能真正告訴我們政策會是什麼，因為這並不是一個有實質參考價值的訊號。
因此，我認為關鍵問題在於：美國政府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提供誘因，或者施加壓力，來吸引更多投資進入美國？
我認為，對美國而言，這當中有好處，也有代價；對企業來說也是一樣。對當地的政治領袖而言，如果你想要爭取更多製造業投資，認為這符合你的政治利益，而你也確實成功吸引了投資，那你就可以向選民宣傳這項成果，說你兌現了承諾。
但代價是——如果這些投資的吸引方式提高了整體成本結構，導致下游消費者需要支付更高的價格，那這些代價就會在未來逐步反映到整體經濟上。
我認為，對美國來說，在先進晶片製造和人工智慧（AI）領域，確實存在一組具挑戰性的取捨。
川普政府已經表明，它將「AI 主導權」作為其戰略之一，包括與情報夥伴合作，並希望有盡可能多的 AI 模型在美國境內被訓練與部署。
而這之間存在一個相當直接的取捨：也就是你發展 AI 的能力與 AI 硬體的成本之間的平衡。如果你的 AI 硬體成本變成兩倍，那你最終所能使用的資源就會少很多。因此，我認為當美國政府在整體上思考「到底要把多少晶片製造能力放在美國，而不是其他國家」的時候，這當中很重要的一個考量因素就是：成本差異是多少？我認為這一點很明確——會有成本差異，只是我們可以辯論它到底有多大。
所以，在政治領袖的口號之下，或在那些「我們當然想要更多晶片製造（We would obviously like more chip manufacturing）」的表態背後，真正的問題是：要付出多高的財政成本？對產業造成多大壓力？會對經濟成長產生什麼影響？
在這方面，我認為大家也開始認知到這些取捨是真實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月前，美國國內還有在討論是否對進口的先進半導體產品徵收關稅。但至少到這個月，這類討論已經趨緩——部分原因在於大家意識到：如果對 AI 晶片進口徵收關稅，那誰會承擔最大成本？答案是：美國自己的 AI 產業。
所以我認為這些取捨是切實存在的。只是它們通常不會直接體現在政治語言當中——不論是在現任總統的任內，或是其他歷任總統任內，都是如此。但我認為，這正是理解美國政策時非常關鍵的一環。
Q&A
司儀：感謝各位精彩而寶貴的意見，讓我們再次以掌聲謝謝他們。
接下來進入觀眾提問時間。請舉手發問，並簡要說明您的姓名與所屬單位，問題請儘量簡短，主要由米勒教授作為回應者回答。當然，若有針對與談人的提問也非常歡迎。張主任將會選出三位提問者進行第一輪提問。謝謝大家。
觀眾第一輪提問
提問一 | 賴怡忠，遠景基金會
感謝給我這個發言的機會。我是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很高興再次見到你，Chris。
我想請教一個關於我們在與川普政府對話時，應該如何看待科技政策預期的問題？在拜登政府期間，我們看到他們是從「經濟安全」的角度來談科技議題，例如科學法案（Science Acts）以及所謂「小院高牆」的政策。
但川普的政策似乎屬於完全不同的邏輯體系——更強調打造完全「美國製造」的供應鏈、推動產業能力建設與創造就業。
此外，若觀察可能將主導川普科技政策的官員人選，例如可能出任美國國務院最高經濟政策與貿易官員職位的雅各布‧赫爾伯格（Jacob Helberg），以及可能進入國家科技委員會（National Technology Council）的塞克斯（David Sacks），他們的背景都是偏向軟體與 AI 領域，而非製造。他們的風格也更偏向「按局計費」（pay-per-game），與拜登政府中的部分政策制定者擁有製造經驗的背景不同。
基於這些背景差異，你認為與川普政府對話時，科技議題的討論方式將會有哪些不同？
問題二 | Guermantes Lailari，國防安全研究院（INDSR）
嗨，我是Guermantes Lailari，我是國防安全研究院（INDSR）的國際駐點學者。我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鑑於中國在過去25年中快速發展技術的事實，你能否討論兩種不同技術的界限？一個是人們原本認為中國做不到但他們成功做到了的例子，另一個是中國想做但至今仍做不到的技術？能否以半導體產業為背景來談這個問題？你能否在半導體的背景下解釋這一點？謝謝。
問題三｜Jeremy Chiang，行政院
嗨，我是Jeremy Chiang，來自行政院。延續賴博士的提問，我也非常有興趣深入這個議題。因為當我們觀察美國的晶片政策時，其實不能將其拆開獨立看待，而應該放在川普政府整體優先事項的脈絡中來理解。
我們在川普 2.0 時期觀察到的一個趨勢是，決策結構變得更加集中——這裡的「集中」甚至可能是集中到總統本人。因此我們現在看到的，充其量可能是一種「不專注中的專注」，或「忽略中的關注」，例如他會提到晶片，像是把台積電稱為壟斷企業。
這與他第一任期，甚至與拜登政府的作法形成對比。在過去，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在晶片議題上有更明確的技術導向。而現在，總統與他的團隊之間的互動方式又是什麼呢？有些人認為他與團隊的關係更趨階層化。
那麼，他與幕僚團隊的互動，以及他在其他政策上的優先排序，會如何影響他對晶片政策的看法與處理方式？是否會更偏向「契約式處理」——例如我們在他第一任期曾看到 ZTE 一度被視為打擊目標，但後來卻又被放過。謝謝。
張智程：是的，Chris，請簡單快速回應這些問題，我認為這些問題都與川普政府和一些技術相關。
Chris Miller 回應觀眾第一輪提問
這個問題是關於如何解讀川普政府的政策。每一位美國總統都會說，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創造就業。但我認為，當政治領導人談論「創造就業」時，我們通常可以忽略這類說法，因為它幾乎沒有實質意義。這不只是針對川普總統的評論——拜登總統也會參觀那些全是機器人操作的先進製造工廠，然後對外宣稱他正在創造工作機會。所以我會把「創造就業」這類說法視為不具實質意義的政治表述。
不過你說得沒錯，「重建產業能力」確實是華盛頓近年的一個熱門話題。但我要指出，美國製造業在 GDP 中所佔的比例，其實在過去十年並沒有實質變化。雖然美國國內關於重建製造能力的討論越來越多，但從實際數據來看，並未出現結構性轉變。
如果你看看今年在重建製造能力上的實際政策行動，會發現這些努力高度集中於與國防相關的製造領域。而這樣的聚焦是有原因的，要進行更廣泛的「再工業化」對美國來說將非常昂貴。雖然這聽起來是一個很吸引人的政治口號，但一旦你開始深入思考若要顯著提升製造業在 GDP 中的占比會牽涉到哪些經濟層面的代價，我個人並不認為美國的政策制定體系真的願意承擔這些成本。
所以我的猜測是，再過四年，我們看到製造業在 GDP 中的占比，仍會與現在差不多。因為要真正改變這一比例，需要非常重大的經濟轉變。
因此，如果我們要談實際上有進展的「再工業化」行動，那我會特別聚焦在那些真正有推動的領域。而這些領域其實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無人機、造船、以及國防等產業相關的範圍內。
至於中國「追趕」的問題，我認為長期以來人們常說「中國會抄襲，但無法創新」，這種說法現在很明顯是錯誤的。不過確實仍有一些領域，是中國至今仍需依賴外部世界進口的。
我們若觀察中國進口的產品——也就是在製造業產品中哪些是「淨進口項目」——會得到一些有意思的觀察結果。你會發現，中國在大多數製造品類中都不是淨進口國，中國進口的主要是原物料：像是石油、天然氣。而在製造業產品中，排名最前的淨進口項目毫無疑問就是「半導體」。
而「半導體製造設備」則是中國進口的第二大類製造品項。其他還包括一些進口量不高但技術要求極高的產品，例如：噴射引擎、特定類型的車輛、機械工具，以及某些類型的生物科技設備。
那麼，這些中國至今仍需進口的製造產品有什麼共通點？答案是：它們都有非常高的元件數量，且幾乎無法容許錯誤——誤差容限極低。
而這類型的製造，是全世界最難做的製造之一，也因此，它們通常是附加價值最高的領域。正因為如此，中國才會把精力集中在這些領域上——不僅是出於「自給自足」的國家戰略考量，也是出於經濟效益的邏輯。
這些領域的共通特徵，不代表中國永遠無法追上，而是代表：相較於其他零件較少、誤差容忍度較大的製造領域，這類型的高難度製造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追上。
觀眾第二輪提問
問題四
您之前談到，大家都對川普直接跟澤倫斯基（Zelensky）說：「你手上沒有籌碼。」那種赤裸裸的「交易式對話」感到驚訝。那麼您認為，台灣是否也在與美國的互動中太早亮出了太多籌碼？特別是在台積電投資 1000 億美元赴美之後。您認為這是否會影響「矽盾」（Silicon Shield）在歐盟的地位與作用？
問題五 | Jikkie Verlare，荷蘭在台辦事處
我是 Jikkie Verlare，我在台北的荷蘭辦事處擔任經濟安全協調員。剛才討論了台積電近乎壟斷的地位，但在半導體供應鏈中還有另一家公司擁有實質的壟斷，那就是 ASML——它壟斷了 EUV 曝光機的供應。您認為 ASML 的這種壟斷地位是否有可能在川普第二任政府中成為被鎖定的目標？
問題六 | Thomas Schrøder，瑞典皇家理工學院
你好，我是Thomas Schrøder，來自瑞典皇家理工學院（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我的問題很簡單：半導體矽盾究竟有多強？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保護台灣？
我想補充一點背景——我是技術史研究所的學者。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很多非常先進的科技，往往其實依賴的是非常基礎的技術。而另一個觀察是：即便是非常簡單的技術，其實也往往是全球多方合作的結果，來自不同地方、不同角色共同參與。有一場 TED 演講說過：「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真的知道怎麼完整地製造出一個滑鼠。」
所以，當我們談論「矽盾」這件事時，如果回到這些基礎環節來看，台積電未來一個很大的挑戰似乎也包括它持續擴張的能力——它真的能夠一直這樣成長下去嗎？尤其是當台灣在電力供應方面面臨挑戰的情況下。供電環境對台積電來說是一項挑戰，而在人力資源方面，年輕人口也越來越少。
總之，謝謝你。然後我想說，我非常喜歡你的書，真的非常精彩。
問題七 | 李育杰，國家安全會
您提到「AI 時代的雲端戰爭」其實是在一月就已經開打，甚至比 DeepSeek v3 和 R1 的發表都還要早。那麼，從晶片戰爭到雲端戰爭，你觀察到了什麼？
第二個問題關於中國的技術組件。台灣政府目前已經禁止使用 DeepSeek，但我們仍然擔心有許多應用服務仍然是以 DeepSeek 作為基礎模型開發的。不只如此，甚至有一些汽車製造商也將這項技術嵌入作為駕駛輔助系統的一部分。我認為這未來可能是一個非常大的風險。請問您對此有什麼看法？
Chris Miller 回應觀眾第二輪提問
我認為在一月，當 DeepSeek 首次引起國際關注時，它其實是因為錯誤的原因受到關注。那時的主流標題，尤其是在一月第二週，都在強調推論成本大幅下降，或者訓練成本大幅下降——這些都讓大家感到驚訝。
但當你深入研究後會發現，推論價格的下降其實與原本預期的效率提升曲線差不多，訓練成本的下降也沒有像 DeepSeek 所聲稱的那麼劇烈。因此，我認為我們在一月時整體對 DeepSeek 的判斷是錯誤的，我們忽略了或許更長遠、更重要的含義。
這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如果中國主導了開源模型領域，而企業又有強烈誘因去使用好的開源模型，那麼中國就能夠在全球廣泛地嵌入其 AI 模型，即便是在中國境外。
我確實認為這裡存在真正的風險。尤其當你直接調用 DeepSeek AI 時，這個風險是顯而易見的。令我感到訝異的是，美國目前尚未限制 DeepSeek，但我認為將來會——只是到現在還沒開始。而在歐洲，可能永遠都不會限制，這是我們可以預期的情況。
即使是運行本地部署版本的 DeepSeek，我們也應該非常非常謹慎思考這件事。因為這不只涉及你是否願意執行一個來自中國的模型，也涉及你選擇「不使用」更可信賴的西方模型所代表的戰略意涵。因為市占率在這場競賽中是根本性的問題。
所以是的，我認為這就是 DeepSeek 所代表的長遠意涵。而目前來看，我不認為有太多政府真正深入思考，應該如何應對這個問題。
ASML 不同於台積電——它擁有的是每個人都需要、但沒有人能取代的技術。這是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各國也許會對 ASML 擁有 100% 的市場占有率感到不滿，但他們仍然需要它的設備。我對那些擁有無法取代技術的公司並不太擔心。
就 ASML 而言，我認為它跟台積電一樣，擁有全球每個人都需要、但無人能複製的東西。所以，如果你需要在某種談判中占有一席之地，那這會是一門很好的生意。因此，對於各國對 ASML 壟斷地位感到不滿我並不意外，但我也清楚，這些國家仍然需要它的工具。所以我不會太擔心那些擁有不可取代技術並擁有 100% 市佔的公司，我相信他們會過得很好。
至於「矽盾」（Silicon Shield）這個問題——簡單的問題會持續存在。我想我先前提過，我們在談論川普總統的同時，可能花太少時間在討論習近平主席。
如果我是坐在北京的決策者，我會同時感到憂心，但也會看見機會。因為當西方聯盟內部出現緊張與分裂時，中國就有可能趁虛而入，取得戰略上的機會。
但對中國而言，風險在於川普難以預測，而且他一旦出手，往往會採取大動作。所以如果你站在錯誤的一方，後果可能會非常嚴重。舉例來說，如果中國選擇在台灣海峽升高行動，而川普決定以激烈手段回應，那麼局勢可能會急劇惡化。
但我認為，中國此刻也正在觀察當前局勢，並思考各種可以利用的機會——例如分化美國與歐洲、在美國與台灣之間製造裂痕、或者從韓國的政治局勢中尋找空間，進而在美國與日本之間打入楔子。我認為這些動作或多或少都正在發生，真正的問題在於：它們會發展到什麼程度？
因此我確實非常擔心，雖然我們過去幾個月沒有聽到習近平主席有太多公開的舉措，但這並不保證未來幾年他不會有所動作。我們不應忘記——即使川普總統非常擅長佔據媒體版面，習近平也是有 agency 的。
這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認真看待的事實。而我在華盛頓與人對話時，常常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人們很容易忘記這場博弈棋盤上不只美國一方；我們的每一個行動，都可能帶來我們沒有預見的反作用。這是我非常擔憂的一點——我們無法預測下一步會是什麼，也未必準備好承擔它的後果。
觀眾第三輪提問
問題八 | Will Ripley，CNN
我是 CNN 的 Will Ripley。如果你是一位下注者，在比較中國與美國時，你認為有沒有可能建立出一套能夠與台灣抗衡的先進晶片製造生態系？換句話說，能不能做到與台灣一樣高效率地量產這些晶片？
台灣花了幾十年建立起這樣的生態系，那麼你認為，美國需要幾年才能做到？中國又需要多少年？如果這真的是可能的話，你認為哪一個國家會先做到？
問題九｜Henry Lin，經濟部
謝謝 Miller 教授的精彩分享。我是 Henry Lin，來自經濟部。我的問題是關於美國的經濟與產業現況。
目前美國政府希望將製造業帶回國內，但現在的現實是：美國軟體產業的薪資普遍是半導體製造業的三到四倍。在這樣的薪資落差下，美國要如何吸引年輕人投入製造業的職涯發展？謝謝。
Chris Miller 回應觀眾第三輪提問
針對美國半導體製造人力的問題，我有兩點想說：
首先，回到我們先前談到的「創造就業」的話題——我不認為政策的目標應該是單純增加製造業職位數量，特別是在你提到的這種薪資差距的情況下。
但無論如何，你仍需要足夠的人力，來支撐你想要實現的製造產能目標。因此，這正是目前美國重點投入的方向之一，也就是建立人力培訓計畫，確保能為正在建設中的晶圓廠補足人手。
我認為過去幾年中出現的一項重要轉變是：現在在美國，學習電機工程（electrical engineering）或材料科學（material science）比以前更受重視、更讓人興奮了。我聽到越來越多頂尖大學的學生，開始選擇雙主修電機與資工，比如說在麻省理工（MIT）或其他頂尖學校。
我認為這並不是因為政策或政府補助的效果，而是來自一個更根本的現實——全球最有價值的公司現在是一家半導體公司。所以，這其實是經濟誘因在發揮作用。Jensen Huang（黃仁勳）讓「做晶片」重新變得有魅力，因此在美國，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認真看待半導體作為一條職涯道路。
我認為，這是在過去幾年裡出現的真正有意義的轉變。
但我要再強調一次，這並不是針對傳統定義下的製造業職缺為主要目標。最終，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讓一切盡可能自動化，這才是提升效率的方式。因此，如果有人認為政策目標應該是創造更多製造業職位，我會對這個說法提出反對。
至於「美國對上中國」的問題，要具體說出哪一國需要多少年才能建立完整的半導體生態系，這幾乎不可能有確定的答案。
但如果你問，哪一國目前擁有建立完整半導體供應鏈所需的更廣泛基礎？答案是美國。例如，大量的半導體設備製造是發生在美國，而美國也擁有比中國更成熟的製造業研發與發明技術人力。
但如果你問，哪一個國家更願意長期投入大量資源、持續推動一個在經濟上效率不高、甚至無法獲利的晶片產業？那答案就是中國。
我認為這才是真正關鍵的問題：中國究竟還願意花多少年、投入多少資金來建構這樣一個虧損但具戰略意義的產業？
從過去的紀錄來看，中國長期投入大量資金，即使這些企業無法在全球市場真正具有競爭力，甚至長期不獲利，中國政府仍然願意接受。而這就是目前所有已開發經濟體在政策上正面臨的一大挑戰，只是各國的具體困境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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