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12 月 27 日

川普2.0半導體產業政策動態:DSET訪問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

作者:魏辰安、趙芳儀、何明彥江旻諺

關鍵詞:Chris Miller 半導體 地緣政治 川普
目錄

引言

為應對美中科技競爭升溫及川普政府重返白宮的情境,DSET邀請《晶片戰爭》作者克里斯·米勒進行深入對談。本次討論聚焦川普2.0時期的半導體政策前景,包括關稅、出口管制與《晶片法案》,以及美國對台積電的投資壓力與人力資源挑戰。此外,雙方探討了中國成熟製程晶片的威脅、美國AI出口管制的漏洞,以及台灣政府如何在供應鏈轉移中掌握戰略機遇並與美國深化合作。

川普內閣人選與半導體政策

DSET:關於川普的內閣成員提名,候任國家安全顧問瓦爾茲(Mike Waltz)目前的發言著重於國防議題,他對出口管制或半導體議題尚不明朗。此外,候任商務部長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也沒有公開對出口管制或半導體提出任何意見。我想知道您的看法。

Chris:在川普2.0政府上任前,各種人事提名一直會有各種分析討論,但是比起個別人選,更重要的是相關政策從川普1.0延續到拜登政府的兩黨共識都可能在川普2.0中繼續維持。雖然人選可能產生一些小幅影響,但整體政策框架預計不會有太大變化,因為這些議題在參眾兩院都獲得支持。川普1.0政府中,「補貼美國本土製造業」和「阻止技術向中國轉移」的框架扮演了重要角色,不管未來主責官員是誰都不會有明顯的改變。

DSET:您的書中提到一個非常精彩的故事,說明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在川普1.0任期內的提案議程與國安會的立場有些不同,而在美國選後的採訪中,您也曾提到大家應該更加關注萊特海澤,他可能是個關鍵人物。您認為過去幾年,萊特海澤是否有更聚焦於出口管制和半導體產業政策?

Chris:我認為不能這樣說,萊特海澤和川普在這方面的立場一直非常一致——他們認為關稅是一種有效的政策工具,可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並激勵美國本土製造業的發展。他們的關稅政策不特定是科技產業,而是廣泛指向製造業。川普1.0的關稅措施首先針對的是鋼鐵和鋁,而非高科技領域,某種程度上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從他們的公開言論來看,無論是萊特海澤還是川普,他們的世界觀是在關注整體製造業以及整體對中國的依賴。我認為拜登政府與川普政府在政策上的一個明顯差異是:拜登政府試圖界定對中國依賴的特定領域,例如新能源技術和電動車;而過去川普政府的視角更廣泛,認為任何來自中國的製造業進口都有可能造成問題,我認為未來也會如此。

DSET:那麼產業政策部分呢?

Chris:我認為川普政府主要仍會以關稅為偏好的政策工具。萊特海澤他們認為產業政策不是個好方法,因為公司會為了獲得補貼而遊說,導致政府必須分配資金。他們的邏輯更傾向於直接對中國實施關稅,從而提供強大的財務誘因,讓企業投資於中國以外的地方。這個論點是否正確可以討論,但這是他們的立場。

DSET:這引出了另外兩個問題:

第一,如果萊特海澤成為貿易沙皇,台灣可能會擔心關稅政策將優先於出口管制的狀況,特別是新的商務部長缺乏相關經驗,川普政府是否需要更多時間來討論這兩項策略的優先順序?第二,您認為萊特海澤和川普是否會更積極推動《晶片法案》的補貼措施?

Chris:我認為既有的出口管制措施將會繼續執行,並對現狀產生影響,但新一屆政府會把更多注意力放在關稅上,並且優先考慮關稅工具,這兩者是可以同時成立的。產業政策方面,我認為共和黨對《晶片法案》中的現金補助一向比較保守,從國會的辯論中可以看到,共和黨對這些補助存疑,川普也曾幾次表達過類似的意見。

共和黨通常更支持稅收抵扣措施,而且從金額上看,稅收抵扣的影響可能比現金補助更為顯著。目前的稅收抵扣政策將在2026年底到期。國會明年預計會通過一項重大稅收法案,屆時稅收抵扣措施可能被延長、甚至永久化,我不會感到驚訝。這仍然是一種由商務部執行的產業政策,只是形式不同,我認為它們在財務上的影響力是一樣的,都是藉由提供財務誘因促使企業在地投資。

關稅與晶片法案

DSET:在競選期間,川普突然提到對台灣晶片課徵關稅的事情,您對此有何看法?

Chris:我認為那是一個偶發性的評論,基本上川普對所有國家都威脅要徵收關稅,從他第一任期的經驗來看,擔任總統一定需要對各種議題進行優先排序。我相信川普的終極目標是實施全面性的高關稅,但對於他最可能優先對哪些國家徵收關稅,我認為中國應該排在第一位;接著,我們能想像川普會把對墨西哥的關稅威脅作為移民問題辯論的一部分,但實際上不會真的對墨西哥徵收關稅——這正是他第一任期內的做法;接著是歐洲,因為美國與歐洲之間存在一系列貿易分歧。所以,這大概是我對川普關稅優先順序的猜測。(編註:11/22訪問後,11/25川普公開表示將對加拿大、墨西哥全面徵收25%關稅、並對中國額外徵收10%關稅)

若思考美國對台課徵關稅的政經影響,由於Nvidia的伺服器產品,台灣對美國的出口在過去兩年大幅增加。我認為美國不太可能以關稅來回應這波AI投資熱潮,因為AI運算的關鍵在於伺服器,對台課徵關稅將影響伺服器的生產。我認為在考慮關稅威脅優先項目、或者分析哪些公司與消費者會受到影響時,台灣不太可能在實際被徵收關稅的國家名單中。

DSET:川普將關稅視為補貼的替代方案,對此我們有一些問題。目前台積電擁有定價權,關稅成本主要由美國消費者承擔,但台灣政府及台積電都非常關注供應鏈中無法從美國政府獲得任何支持的下游廠商,這些公司在美國有產能,但更多的產能在墨西哥。

川普當選後,我們看到很多消息表示要讓台灣的下游伺服器製造公司(比如富士康)在威斯康辛州或德州增加產能,請問你認為美國是否會對墨西哥徵收額外的懲罰性關稅,迫使台灣將產能從墨西哥這個理想的製造地點轉移到美國?在缺乏補貼的情況下,這樣的轉移可能會變得更加昂貴。

Chris:墨西哥關稅相關的討論可能會以兩個動力為主題展開。首先是移民問題。美國很可能會像川普第一任期那樣,利用對墨西哥施加關稅威脅作為解決移民問題的手段。這種做法可以預期會延續下去。

其次,《美墨加協議》(USMCA)已經提供了一個框架,來界定哪些領域應該或不應該徵收關稅。鑒於該協議對三個國家商業活動的重要性,我認為三個國家都不太可能採取任何威脅這項協議的行動。這也是川普第一任期的一大教訓,他當時要求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但最終《美墨加協議》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帶來的變化並不是對任何一個國家的懲罰性措施,反而主要是既有協定的更新。許多貿易專家把它描述為現代化改革,墨西哥看起來也對《美墨加協議》的結果相當滿意。

因此我認為不太可能出現專門針對墨西哥伺服器供應鏈的措施。如果真的發生對非《美墨加協議》國家全面徵收關稅的情境,對伺服器供應鏈的影響可能也可以被緩解。企業可能會將最終組裝過程轉移到墨西哥,同時繼續從台灣和亞洲其他地區採購零部件。由於組裝過程是伺服器製造中最便宜且最簡單的部分,這樣的行為可能會帶來政治影響,但經濟影響不會非常顯著。

DSET:因為關稅針對的是最終財,而非中間財,這會帶出一些關於關稅執行細節的問題。以成熟製程晶片議題為例,我們是否應該只對中國晶片徵收關稅,還是我們應該對含有這些晶片的電子產品—如TCL的顯示器—徵收關稅?雖然美國通常不會直接進口這些晶片,但後者政治成本會更高。您認為這是川普會考慮的事情嗎?還是他會延續拜登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的模式,儘管這些關稅事實上是無效的?

Chris:以零組件為稅基的關稅(Component-based tariffs)在一些圈子裡有很多討論,這些討論最初集中在成熟製程晶片,但跟顯示器也很有關係,畢竟顯示器和成熟製程晶片產業有許多類似之處,例如全球80%的顯示器投資都投資在中國,而根據官方數據,京東(BOE)——中國接受第三多補貼的公司——是市場的領導者。因此顯示器和成熟製程半導體產業這兩個產業的對照並不困難,我認為徵收以零組件為稅基的關稅是有可能實現的。對這種關稅的主要批評是它在實務操作上的複雜性,製造商常說他們無法追蹤系統中使用了哪些晶片,雖然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這種說法的說服力正在減弱,在華府越來越常被忽略。

對關稅政策的另一個批評是,在川普第一任期內,它並沒有實質改變供應鏈,企業只是將最終組裝轉移到越南而已。以零組件為稅基的關稅可以更有針對性,對供應鏈決策的影響也更大。 真正的挑戰在於,實施這種關稅需要政府擁有夠多資訊、以及非常大的靈活性,而這兩項都不是美國政府的傳統強項。雖然這是個重大的障礙,我認為在半導體和顯示器領域,以零組件為稅基的關稅仍有相當大的實現可能性。

DSET:關於成熟製程晶片,您剛剛提到零組件關稅可能會成為最終的政策選擇。而在今年三月的訪談中,您提到過不同的方式:第一是單純徵收關稅;第二是您六月在國會提出的提案,也就是完全禁止中國晶片進入關鍵領域,但我們並未看到太多進展。

Chris:我認為我們很快會看到進展。目前有一項叫做資訊與通信技術服務(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ICTS)的規則,最終版本已經確認,正在進行法規化的程序,若拜登政府在任期結束前發布該規則的最終版本,我不會感到驚訝。這項規則讓美國政府能夠禁止任何可疑的電子產品進入關鍵產業。川普政府上台後這個規則可能已經被定案了,如果商務部內部有一些官員希望運用這項規則,我也不會驚訝。

DSET:關於成熟製程晶片和出口管制,有人評論認為對成熟製程晶片實施出口管制沒有太大意義,因為中國已經具備自行製造大多數設備的能力。上海已有大規模生產65奈米的公司,他們甚至聲稱過他們可以生產28奈米。而對美國而言,將現行限制延伸到28奈米是一個可行的應對工具,但相關公司的財務報告顯示目前30%到40%的收入來自中國,中國也迫切需要這些產品。但是該政策可能會面臨很大的反對聲浪,你認為這是否仍是政策制定者考慮的選項之一?

Chris:​​我認為全面禁止的可能性非常低。我認為可能會有一到兩級的逐步限制升級,但內部辯論可能是鷹派人士主張逐步升級限制,而且有其他共和黨人認為28奈米比7奈米或14奈米更適合作為界線。

反對的理由主要有兩個。第一,業界認為這對他們的財務傷害太深,而它事實上確實會帶來一些財務壓力。其次,業界會指出,當禁令針對的設備技術不再那麼先進時,替代選項會變得更多,因此需要控制的公司不僅限於美國、日本和荷蘭,所以這問題會變得更加複雜。我認為,曝光技術仍然是政府管控能力最強的領域,因為這領域基本上只有兩家公司。但整體來說,情況會變得更加麻煩。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無法讓盟友參與,美國是否願意採取單邊行動?我認為,川普政府在某些議題上可能願意以此作為威脅,但也會有其限制。也許政府接下來會說,除了出口管制之外,政府還會實施財務制裁。但這是一條昂貴的路徑,政府內部肯定會有人認為,這樣做不符合成本效益,我認為這將成為辯論的焦點。我不確定這場辯論的最終結果會如何,但我認為這不會導致對成熟製程晶片設備的全面禁令。可能會有一到兩級的逐步升級,但不會是巨大的變化。

DSET:川普曾討論過要不要廢除《晶片法案》,共和黨籍眾議院議長Mike Johnson也曾在提到要將這個法案撤回。您認為這將如何發展?

Chris:我認為政治人物在競選期間的言論與實際實施的政策之間,相關性有限。如果要分析《晶片法案》的政治前景,以下幾點是關鍵:首先,該法案在參眾兩院都獲得了兩黨的支持;第二,它在參眾兩院內仍然保持兩黨的支持;第三,目前有許多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公司,在《晶片法案》的持續實施上擁有強大的利害關係;第四,因此現在有很多具有影響力的參眾議員,不論他們對政策本身的看法如何,他們也有政治動機確保《晶片法案》的資金能夠持續流動。

因此,我認為這些因素表明,《晶片法案》的政治支持有利於其延續。我不認為已經發放的補助會有重大變化,但需要注意的是,補助的發放方式取決於企業是否達成某些里程碑。例如,企業完成工廠的第一部分建設,就會獲得部分資金,然後必須繼續進行下一部分的建設。我認為,一些公司可能會面臨困難,無法達成這些里程碑。這可能成為重新協商特定補助的契機,但我不認為會有對所有計畫進行全面的重新協商。

DSET:許多人擔心在川普的任期內,補助的利害相關人與華府的關係將會更加影響政府資金的分配。新聞資料指出,Intel可能通過準副總統JD Vance影響補貼的優先順序。台灣擔心台積電計劃在美國生產2奈米晶片的進度可能比預期更早,如果美國真的認真想提升先進製程的產能,那我們可能會看到《晶片法案2.0》的出現嗎?你認為川普政府會集中於擴大產能,或者更重視獲得最先進的技術?如果選擇後者,這將與台灣政府將最先進技術留在台灣的政策互相衝突。

Chris:從大企業與政府互動的角度來看,過去5到7年,所有大企業都花了更多時間與政壇高層建立關係。他們都和拜登總統合照過,我相信他們也都會努力和川普總統合照。川普的風格確實和拜登不同,但你仍然需要與你的參議員保持友好關係,這一點不會改變。我認為這是企業嘗試管理政府關係的標準做法,我不認為這方面會有重大變化。

我對美國政府優先事項的理解是,長期以來,他們既希望能擁有先進領域的大規模產能,又希望能盡可能接近最先進的技術。而不論是川普政府、第一批台積電投資、還是拜登政府剛剛宣布的《晶片法案》協議,美國政府都對N-1製程感到滿意。這並不代表他們不希望擁有N製程,但這是一種對於N-1製程的價值的認證:如果能擁有N-1製程,再加上持續的產能增長,也是非常值得的。因此,雖然我不確定台積電未來在產能擴張方面會承諾什麼,但是他們已經承諾要建立第三座晶圓廠,如果有第四座晶圓廠我也不會驚訝。

我看到的趨勢是,台積電70%的產能將集中在台灣,其餘30%則分布在美國、日本和德國。我的猜測是未來的主要產能擴張將集中在美國,我認為這種基本框架會在川普政府下延續下去。因此,你可以很快看到建造第四座晶圓廠的公布,即使它需要一些時間籌備,然後再過幾年才能真正開始商轉。

DSET:我們想了解您對台積電亞利桑那州晶圓廠的看法。

Chris:台積電已經公開表示,亞利桑那州晶圓廠的良率與台灣的良率相同,這並不令人驚訝,因為台積電是一家非常有實力的公司。但這與媒體關於延遲的說法衝突。良率非常重要,而成本同樣關鍵。目前亞利桑那的成本仍然比台灣高很多。雖然成本曲線可能會有所下降,但亞利桑那的成本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會高於台灣,這是大家都清楚的事實。

影響台積電是否會進一步擴大產能的關鍵因素包括:成本——也就是擴大產能是否能帶來規模經濟並降低成本、客戶需求,以及政府的激勵措施。雖然客戶對更分散的製造基地有所需求,但他們並沒有表達出願意為此支付更多成本的意願。因此,我認為客戶需求情形在短期內不太可能改變。因此,政府的激勵和壓力變得至關重要。美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已經關注了五年以上,在可見的未來內也很可能繼續關注。

華為事件與出口管制漏洞

DSET:我們來談談華為和出口管制的問題。我想了解您對台積電先進晶片流入華為的看法,因為這件事已經發生超過一個月了。您認為應該由誰來負責應對這件事?您有什麼建議來改進現況嗎?您提到過可以參考其他地區的金融制裁,增加財務罰則。您對這次事件本身的看法,以及如何改進,有什麼建議嗎?

Chris:對於這件事情最好的詮釋是,它反映了台積電在法遵管理上的重大失誤,台積電需要在法遵方面投入更多心力以及投資,確保有足夠的人力資源和適當的系統,來偵測這類問題並防止類案發生。算是為台積電辯護,我想他們可能並非唯一一家在法遵方面投入不足的公司,這是整個產業普遍面臨的問題。這個狀況的部分原因在於,金融業等產業經常因法遵違規而必須支付巨額罰款,但在半導體產業,這種情況還不常發生。

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該訂定更高額的罰款,並不是因為我喜歡罰款本身,而是因為這樣可以提供一個強而有力的誘因去促使企業建立有效的法遵機制、從根本上防止問題發生。如果沒有有效的法遵框架,做最糟糕的事反而會得利,所以整個產業都應該一起推動更嚴格的懲罰,同時增加在工具、方法和技術上的投資,以防止未來再度發生類似情況。建立更有效的法遵框架是未來發展方向,也對整個產業的長遠利益都有幫助,我想可能會在未來幾年看到各方較多的投入。

DSET:此外,也有可能台積電並沒有能力或資源確實掌握晶片的流向。對此,台灣的經濟部長在立法院回應時提到,政府可能要求台積電簽署一份合約,以確保晶片的流向符合規範。這是台灣政府提出的解決方案。您對此有何看法?

Chris:如果你是一家做電源管理晶片的廠商,這類晶片非常簡單、已經高度商品化、有很多家廠商製造、並有非常複雜的全球經銷網絡,那麼我可以理解在法遵上面臨的挑戰。

但如果你是全球僅有的、少數幾家生產某種特定晶片的公司,而購買這類晶片的國家也屈指可數,那麼我們對這類公司的法遵要求自然會更高。或許相關單位還沒針對晶片生態系統的不同環節、建立差異化的法遵機制,這或許是我們應該更關注的地方。不過,我認為先進晶片產品的生產者數量有限,客戶群也相當小,針對這些產品,我們應該有更完善的機制來確保這類晶片的最終流向是清楚可追溯的。

DSET:台積電已確認暫停向中國出口所有7奈米以下的晶片,您對此有何看法?此外,您在其他訪談中提到,若之後實施全面禁令,您也不會感到意外?

Chris:普遍預期,在接下來幾週內拜登政府會公布出口管制新規。我們會檢視相關內容、有更多分析,而全面禁令是相關單位的一種常見的工具,以確保在先進領域的法遵標準能更讓人放心。

DSET:加強管制的可能方案之一是對中國客戶實施全面禁止7奈米及以下製程的晶片出口,但我們也注意到有些討論嘗試以不同用途作為管制的區分,比如AI、邊緣AI以及汽車自駕技術。最近比亞迪公開了一款4奈米的晶片,這款晶片將由台積電代工,並可能與聯發科合作。比亞迪與聯發科合作開發了一些汽車自駕晶片,這種晶片雖然可能與AI無關,但因為自駕技術有很多潛在的軍民兩用應用方式,自駕晶片也可能被納入禁令範疇。然而,這個市場是廠商龐大的收入來源,這方面產業與政府之間可能會出現激烈的拉鋸戰。

Chris:我認為政府針對不同用途的晶片,設立不同的標準是合理的。舉例來說,智慧型手機晶片與AI訓練晶片本質上是不同的。如果業界告訴政府相關單位,他們無法掌握自己生產的晶片被用於什麼用途,那麼業界應該要預料到,政府可能會制定更廣泛的禁令。但如果業界向政府表示,他們能開發出技術來分辨晶片的用途,那麼我認為他們就可以期待政府制定更有針對性的政策。

我的觀察是,許多業界廠商,不僅限於台積電,還包括美國公司以及其他公司,過去經常向美國商務部表示,關於出口管制的執行,他們有很多資訊是不知道、所以沒辦法提供的。只要業界持續強調他們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那他們應該預期政府會採取更廣泛的政策,因為政府會認為精確的針對性管控非常困難。相反地,如果公司能向政府提供更多資訊,我認為他們可以期待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因為政府掌握的資訊會更多。

廣泛來說,有些業界廠商認為,在與政府的對話中強調自己知識的不足對他們有利。但我認為這樣反而使政府採取更全面的限制,因為政府會認為精準管控非常困難。這並非針對單一廠商的評論,而是對整體情勢的判斷。

DSET:在近期的華為事件中,美國政府主要似乎是採取單邊行動,至少在面對台灣廠商的情況下是如此。您認為未來川普政府會傾向於採取單邊行動,還是會尋求與其他國家政府一起多邊合作?或者,這個議題根本不在川普政府的議程中?此外,您認為台灣政府是否需要擴大其出口管制實體清單,或採取其他行動來促進多邊合作?

Chris:推動多邊合作的主要挑戰在於,許多相關國家認為,接受美國的單邊行動比改變自己現有的出口管制制度更簡單,阻力也更小。這一點在日本和荷蘭的案例中很明顯可以看出。這些國家實施了自己的措施,但都是在向公眾表現出自己是受到美國施壓之後才行動的。至於像韓國和德國等國家,他們基於國內政治考量以及對中關係考量,更傾向於讓美國的單邊行動迫使他們實施措施,而不是主動採取行動。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可以對國內民眾說,「這不是我們的主意」,同時也可以對中國說,「這不是我們的主意」。

也就是說,如果要探討為什麼今天還沒有一個真正的多邊出口管制制度,許多人可能會假設這是因為美國更偏好單邊行動。但我認為,實際上更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數潛在的參與國相較於主動採取措施,更願意接受單邊行動。我認為這種局面不太可能改變。

DSET:您可能有注意到,《金融時報》最近報導,中國或中國相關企業組織遠端存取美國的AI伺服器,這被視為美國目前「小院高牆」的AI出口管制的一個漏洞。您對此有何看法?或者您認為拜登政府會在卸任前針對此問題實施新的管制措施嗎?

Chris:這確實是在華府很有爭議的一個議題,有不少人認為這種遠端存取應該被禁止。除了實施全面禁令之外,也有人討論有沒有可能建立適當的規範,讓這個潛在漏洞的實際影響降到最低、避免任何不良影響。例如,如果能保證中國企業存取美國的雲端運算服務時,只能使用低於特定運算門檻的服務,就能確保他們無法進行重要的AI系統訓練,就不會造成問題。

有一種反對全面禁令的意見是,讓中國企業付錢給美國的雲端服務供應商,而不是中國的供應商,這真的是一件壞事嗎?我認為這個觀點有一定道理,也可能是為什麼這個被稱為「漏洞」的部分被有意保留下來的原因之一。我認為,這將成為下一屆政府討論的一個核心議題。

DSET:此外,中國在美國的子公司也需要被處理,例如抖音(TikTok)和字節跳動(ByteDance)——其中一家甚至是美國公司——這中間存在許多漏洞。中國也在討論在中東建立資料中心、以擴大運算能力,很多中國企業已經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這麼做。我認為最終的目標其實是縮小美中在AI模型應用上的差距。從相關政府單位的角度來看,只做對晶片的管制可能還不夠,它甚至已經帶來了不小的成本,尤其考慮到華為最近在晶片的進展。

Chris:我認為,中東其實沒那麼難控制,只要中國仍然是Nvidia AI晶片的進口國,目前中國確實也仍在大量購買H-20晶片。就現階段而言,中國仍是AI基礎設施的淨進口國、不是向中東出口AI硬體的國家。所以當中東國家說他們要從中國購買AI基礎設施時,我認為這在目前並不是一個現實的威脅,特別是考慮到所有主要的中國企業仍然從Nvidia進口基礎設施。

美國商務部目前正在討論一項規定,計畫在使用美國雲端運算公司的運算能力時,設立運算門檻。基本上能提供超過這個門檻的運算能力的公司,只有美國的三大雲端服務供應商,或許未來東南亞的阿里雲(Ali Cloud)也可能提供,但目前我不確定。總之,現在能達到這個門檻的供應商數量非常有限。接下來,如果問3年後,中國在東南亞的雲端服務供應商在運算資源上的狀況會是如何?我認為美國希望這些服務商受到更多限制,因為中國目前主要進口較低階的Nvidia晶片,而這些公司也將更難取得最先進的Nvidia晶片。我認為,美國商務部的目標是,讓中國的雲端服務供應商,即便在東南亞,也在運算資源上受到限制,相對於Google、Microsoft 和 Amazon處於劣勢。我不確定是否有人對這個議題進行過深入分析,但這樣的結果在未來幾年內似乎是有可能發生的。

投資審查

DSET:您認為在川普2.0政府下,對於境內和境外投資審查是否會有更新、強化?

Chris:負責境內投資審查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在2018年已經藉由立法進行了更新,這是相對近期的事。而境外投資審查的規定則是在幾週前才剛剛敲定。我認為目前的共識是,這兩項審查機制都已經完成更新,短期內可能不需要再進一步調整。因此,我不認為這兩個領域會有任何重大行動。

人力資源與移民

DSET:我們不確定川普會怎麼做,但他似乎對「高技術移民」或雇用外國畢業生持更開放的態度,儘管一些人認為這不太可能。一個關鍵問題是,台積電與美國之間的摩擦部分來自於勞動力需求。台積電傾向於雇用從美國大學畢業的台灣學生,但同時也招募了許多美國人。台積電認為,即使沒有補貼,擴展到美國仍是必要的,因為他們需要更多人才,而美國在這方面仍然具有優勢。您認為這可能會引發摩擦嗎?或者川普是否會嚴格要求公司只雇用美國人?

Chris:在多個競選場合,包括矽谷創投人士參與的podcast裡,我們聽到川普表達支持增加H-1B簽證的想法。我們也經常看到共和黨人支持這項政策。但現實是,這需要國會的支持,而透過國會推動移民改革是非常困難的,這就是為什麼過去40年來都沒有實現。上一次真正的移民改革法案還要回到雷根政府時期。

基於這樣的背景,我猜國會很可能不會在移民議題上採取重大行動。如果國會不採取行動,那麼H-1B簽證或其他高技術移民的申請路徑也不會有太大改變。川普是否會公開表示希望為美國人創造就業機會?毫無疑問他會。但是,現實上半導體產業的勞動力是否極為國際化?的確如此。晶片公司是否希望能有更多自由來引進勞工,而不受限制?當然。他們希望明年就能實現,甚至希望去年或十年前就能做到。我的猜測是,這個系統會繼續保持現狀,對產業來說這個現狀雖然不完美,但還能接受。而國會因為沒辦法就具體改變達成共識,也不太可能讓這個系統有所改進。

台灣政府如何應對川普2.0時代

DSET:如果您要建議台灣政府為川普2.0時期做好準備,應對可能的新關稅、各種壓力,例如美國政府要求台積電加大投資的壓力,您會建議台灣政府做哪些準備?

Chris:我認為,任何面臨關稅威脅的國家都不會開心。但我們應該仔細思考,隨著電子供應鏈的變化,美國想要達成的目標是什麼、台灣的目標又是什麼,兩者之間是否有共通之處?我認為,這之間有相當大的重疊。

有個值得參考的數據是過去三年各國伺服器出口金額的變化。從這份數據來看,三年前,中國是伺服器的主要出口國,其次是墨西哥和台灣。但今天,台灣已經快速上升、接近第一名,這完全歸功於Nvidia和台積電。這樣的轉變非常值得注意。對美國和台灣來說,共同思考未來五年智慧型手機供應鏈可能的樣貌,會是很有價值的。我們已經看到,蘋果在印度有顯著的動作,Google也開始在印度組裝手機。這對台灣影響深遠,但不一定是壞事。雖然影響因不同公司而異,但這絕對是值得深入討論的議題,因為美國和台灣其實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如果美國對中國實施更多關稅,將進一步推動電子供應鏈的轉移。

我認為,與其他同樣面對中國挑戰的理念相近國家盡可能建立共識是非常重要的。在這當中,挑戰和機遇並存。我覺得媒體可能會把90%的焦點放在挑戰上,但其實有不少值得關注的機遇。我特別對這些機遇感興趣,因為無論我們是否願意,關稅都會實施。問題是,我們能否找到方法,讓隨之而來的供應鏈轉移產生戰略性價值,而不是僅僅是毫無戰略地、讓企業隨便更換組裝地點。這對每個人來說,其實都是一個值得深入分析的議題。我認為,美國和台灣應該認真討論,思考五年後希望達到什麼目標,以及如何實現這些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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