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能源轉型中的再生能源前景：不僅是電力工程，更是社會工程

前言

2016年蔡英文總統上台後，啟動了「能源轉型政策」，設定了台灣在2025年前應達成能源組合為20%再生能源、30%燃煤、50%天然氣目標。然而，由於新冠肺炎與國際地緣政治因素加劇，全世界供應鏈重組，台商大幅回流等因素。未來幾年，在國內半導體產業相繼啟動擴產計畫、AI（人工智慧）技術發展，以及將製程內原使用燃煤或燃氣的設施，改用電熱的「工業電氣化」政策下，預估到2029年，我國的每年用電，將以每年2%成長[1]。

雖然2019-2020遭到新冠疫情打擊，工業用電佔比稍微下降，以及後續烏俄戰爭影響國際貿易，但我國總發電量與工廠數大抵仍維持穩定成長（圖1）。工業部門用電比例，由2016年的53.6%，上升到2022年的56.1%。工業部門的總用電量，也由2016年的1369億度，上升到2022年的1569億度。

於此同時，我國再生能源發電量也逐年上升，截至2022年達238億度，佔總發電量2881億度約8.3%。

但回顧訂定能源轉型目標，能源局推測2022年總發電量只有 2738億度，顯然與真實情況有不小的落差，再生能源佔比在基數不斷擴大下難以提升。[3]

雖然國發會公布了「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修正了電力配比，並制定了在2030年前，達成燃氣佔50%、綠能佔30％、燃煤佔20％的目標，但若未考量用電需求端的成長因素，一些問題包括國際供應鏈在地緣政治下重組，以及產業轉型的進程等，都將持續為我國的能源轉型帶來挑戰。

現有能源規劃仍太過仰賴天然氣    台電補貼政策長遠不利綠能發展

目前燃氣設定2030年前佔比50%，天然氣將持續成為台灣主要能源。美國近年來頁岩氣產量大幅提高，也使台灣逐漸提高美國進口的天然氣比例。未來台灣雖可望減低來自中東、俄羅斯等動盪地區的燃氣依賴，但高度仰賴天然氣的現實，仍不利於我國未來進一步發展能源自主。

燃氣佔五成，也使台灣的發電成本，易受烏俄、以巴等戰爭造成的能源供應鏈擾動影響。影響所及，近兩年來，隨著天然氣、燃煤發電價格的提升，台電的購電成本也隨之攀升。此外，現有以補貼方式壓低電價降低高耗能產業的電價成本，不但造成國庫額外成本的增加；無法適切反應國際能源價格的低電價，更讓高耗能產業缺乏誘因，拓展開發新能源的使用（圖2）。

目前的能源規劃也使在初期發展階段、尚未有規模經濟、且需系統性基礎建設支援的再生能源，與傳統能源相較時，處於競爭劣勢，進一步造成台灣擺脫不了對傳統能源制度、基礎建設的補貼及依賴之困境。

面對氣候變遷、地緣政治和能源開發爭議的不確定性，優先節能，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並考量電價調整，要求用電大戶承擔更多責任，同時開發不同形式的再生能源，以確保電力供應的穩定和合理性，應成為我國下一階段能源發展主要應該規劃的目標。

再生能源的基礎建設，需要民主溝通帶動轉型

再生能源的發展，不僅僅是用風能、光能、潮汐或地熱來取代傳統石化或燃煤發電那麼直觀。再生能源與傳統媒、核、天然氣等，不管是在發電技術特性、國土空間佈置、電網、儲能等基礎設施，以及相關供應鏈技術支援等層面，都非常不同。

相較於傳統能源，再生能源的發電型態有著分散型與因地制宜的特性；電力設備就安裝在社區當中，與居民的關係更為緊密。

再生能源帶給社區的挑戰和機會並存。機會在於，會帶來產業轉型機會、社會發展契機。當能源發展不再只是技術菁英或資本家的專利，而有更多能源與社區共存共榮的發展潛力，也會創造所謂的「能源民主」。但隨之而來的挑戰卻是，土地使用的衝突、景觀改變、以及用電認知落差等問題。

多元再生能源所需的基礎建設，包含電網、空間、法規制度等，都無法像傳統集中型能源設施一體適用，必須因地制宜，這將是未來台灣能源轉型能否能成功的關鍵。

例如，光電設施必須搭配儲能系統，才更具發電效能，但按照目前的土地使用規範，儲能設備不被視為光電之附屬設施，導致無法就近安裝。新能源所需的土地是另一個問題。按經濟部最新的評估[5]，若要達成光電設置量31GW（吉瓦，即3100萬千瓦）目標，至2030年還需要1.85萬公頃土地，勢必將捲動更多地方的配合與衝突，而目前許多漁電、農電衝突爭議，也都和土地問題相關。

另一方面，雖然一些地方經評估後，可能適合複合式能源的發展，但相關的評估、建設、選址，乃至未來的運轉、利益分配等議題，都需要地方民眾、協力者以及利害關係人更多的參與配合，透過更多元更細緻的審議協商，才能提出符合地方社群利益的合作條件。如果新能源的設計脫離地方社會脈絡，將使再生能源的發展遭受阻力，而頻頻卡關。

新能源轉型的想像：需要說服公民社會一起來參與

再生新興能源科技創造出許多新的利害關係社群以及個人，如何讓收益能適切地與在地公民共享，使再生能源的規劃，已經不再是傳統上僅著眼於技術的「電力工程」，而成為了攸關更多人福祉的「社會工程」問題。

近年來針對再生能源，有不少新的政策倡議，如倡導生產者（producer）和消費者（consumer）合一，公民電廠變成產消者（prosumer）。

另外，美國德拉瓦州曾推動的「永續能源平台」SEU（Sustainable Energy Utility），由政府與大學合作建置平台（法人），媒合銀行融資、保險業者、綠能節能廠商、能源用戶，平台可以發綠電憑證。這從經濟學的角度，就是提供適切的誘因，維持久遠的新制度。

就民主治理角度來看，結合科技、社會與民主的對話，將是我國未來能源治理必須採取的模式。國外的節能、綠能成功案例，不一定能照搬到本國，必須經過一連串轉譯、溝通、教育的耗時過程。

科技如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等，雖能促進製程節能，但其間衍生出的資料搜集、資訊串接、數據共享、民眾隱私保護等問題，在在都給政府和社會提出了不小的挑戰。跨科際的整合性思考，將有助於對接政策方向、技術發展、社會需求，還有跨部會權責與法規的整體盤點或診斷之工作，使能源轉型可以成為深化民主和帶來更永續未來的契機。

• 本文同時刊登於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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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1年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告》，第8-9頁。

[2] 因經濟部統計處網站缺乏 2011、2016、2021年工廠家數資料，因此這三年的發電資料不納入圖1。

[3] 若以2016年總發電量（2641億度）為基準，如今再生能源（238億度）的比例可高達11.8%。

[4] 根據立法院報告《從財務面探討台電公司之營運挑戰及電力供應相關問題》資料。

[5] 經濟部《臺灣2050淨零轉型「風電/光電」關鍵戰略行動計畫核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