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前總統川普最近將台美關係描述為僅僅是一種「保單」，並聲稱台灣奪走美國100%的晶片業務。他的評論體現的其實是一種對國際聯盟採取交易關係的看法。
然而，這樣的立場可能過於簡化全球半導體產業的複雜現實，未能理解台美在關鍵技術上相互依存的戰略深度。事實上，這種夥伴關係遠非有害的單方面關係，反而對美國大有裨益，在經濟上明智、戰略上有利、地緣政治上合理。
台灣在晶片製造領域的優勢與美國利益一致並支持美國利益，這建立在雙方互補的優勢：台灣具有晶片製造方面的特長，而美國公司在晶片設計方面則是處於領先地位。這種協同效應有助於促進效率及創新。美國高端圖形處理器（GPU）晶片設計商輝達（Nvidia）與台灣領先的半導體製造商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TSMC）之間的合作就是一個例證。
根據近期Jon Peddie Research的報告，輝達在2023年第三季度佔據全球約80%的桌面獨立顯示卡（GPU）市場佔有率，而在2024年第一季度甚至達到88%。台積電是輝達高階AI GPU的最大（甚至是唯一）的生產合作夥伴。隨著輝達下一代Blackwell AI GPU平台即將問世，據報導，該公司現在正在將其在台積電的AI晶片投資增加25%，這是由AI技術的市場需求激增驅動的。
因此，台灣晶片產業的成功並不僅僅是「奪走」他人的業務。相反的，台灣的製造專長一直是確保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保持全球優勢的支柱。
有別於川普的競爭導向敘事，台灣在生產先進晶片方面的領先地位並非由掠奪性競爭驅動，而是由於技術複雜性的增加和規模經濟的需要。Project 2049 Institute及美台商業協會指出，這些因素推動半導體產業演變為一個高度專業化的全球網路，由巨額資本投入及持續創新的需求塑造。
台美共生關係可能是這種專業化的最佳例證。晶片產業的複雜性和規模之大，使得任何單一實體－無論是公司還是國家－都無法控制整個半導體的生產流程。該產業本身就是高度協作的，嵌入在一個國際生態系統中，不同地區和公司為整個半導體生產過程貢獻各自的獨特優勢。
在這種全球專業化模式中，台灣的競爭優勢在於其對半導體製造的掌握。這個成功故事植根於持續的奉獻及漸進的進步，而不是突然的躍進： 是一段四十年歷程的結果，經歷挫折及突破。
今年7月於國科會科民社中心（DSET）與首爾國立大學舉辦的台日韓關鍵科技三方國際會議上，台積電前研發處處長及科民社中心現任顧問楊光磊博士將台灣半導體的成功歸因於幾個因素。楊博士強調台積電在1980年代成立的「天時地利人和」：半導體業適逢產業向差異化轉型：垂直整合製造商（IDM）開始從自行製造晶片轉向專業的代工模式。台積電開創純晶圓代工模式，這與台灣的工作文化相契合，並利用當時台灣相對較具有競爭力的勞動力成本。
更為關鍵的是，楊指出台灣的半導體優勢建立在數十年的生態系統發展之上，而這是一個耗時的過程，無法在其他地方輕易複製。
所有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可能解釋在台灣以外，特別是在美國建立先進半導體製造能力所面臨的挑戰。例如，在2023年初的法說會中，台積電透露，在美國建立工廠的成本至少是在台灣的四倍，原因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複雜的許可程序、嚴格的管制合規要求及高昂的生活開支。
與其將台灣的半導體產業視為競爭對手，不如將其視為一個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組成部分，而這個夥伴關係，最終是有利於美國的技術領先地位和經濟利益。
認為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獨立於美國利益之外的看法，顯然忽視這一關鍵領域全球投資及共同利益的現實情況。
台積電既不是國有企業，也不是專屬台灣人擁有的企業，而是國際投資和合作的產物。從其2023年的股東結構可以看出，台積電由多元化的全球投資者擁有。最大股東佔20.50%，代表主要在美國市場交易的存託憑證（ADR），凸顯該公司與美國金融生態系統的緊密聯繫。相比之下，由台灣行政院（台灣最高行政機關和事實上的內閣）管理的國家發展基金僅持有6.38%的股份，進一步顯示政府直接所有權的有限程度。
但台灣對美國利益的貢獻遠遠超出單純的經濟考慮，毋寧是延伸到全球安全的範疇。在先進半導體領域，台灣成為自由民主世界的關鍵支柱，不僅保存而且積極推進尖端技術和生產能力。這種技術領先地位成為抵禦非民主政權在關鍵產業中侵蝕的堡壘。在這方面，台灣本身就是美國在新興領域技術優勢及更廣泛的全球技術自由的關鍵保障。
※原文同時刊登於《外交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