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探討中國「軍民融合」戰略對其無人機產業發展的影響，以及由此引發的安全隱憂。文章首先闡述中國如何利用軍民融合戰略，推動國防科技與經濟的深度整合，並從商用無人機領域獲取先進技術，助力中共軍用無人機的發展。再以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中國電科）及其下屬第二十九研究所為例，深入分析這家國有國防科技巨頭在無人機領域的佈局。中國電科旗下擁有數百家子公司，涵蓋從事軍品研製的全資子公司和專注民用技術的參股企業，形成了一張覆蓋產業鏈上下游的龐大網絡。這種錯綜複雜的股權結構，正是中共軍民融合戰略的縮影，其目的是實現「軍民技術的雙向轉化和共同發展」。
其次作者分析中國無人機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擴張，以及由此引發的安全隱憂。中國製無人機在全球市場佔據主導地位，尤其是應用於關鍵基礎設施領域，美國等國家擔心，中國政府可能利用《國家情報法》等法律，迫使這些企業提供用戶數據，或在產品中植入後門，從而對他國的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構成威脅。
最後指出面對中國無人機的安全挑戰，美國、台灣、澳洲、日本、印度等國紛紛採取措施加以應對，包括限制政府和軍隊採購使用中國製無人機，加強對相關技術和投資的管控等。但考慮到全球產業鏈的複雜性和中國無人機企業的市場佔比，要從根本上解決挑戰，仍需各國在政策、法規、標準制定等方面加強協調與合作，形成更全面的應對機制。
軍民融合戰略與中國無人機發展
自2015年習近平將「軍民融合發展」上升至國家戰略並納入「十三五規劃」以來 ，中國持續推動國防科技工業的發展。2017年中共十九大進一步降低了「軍轉民、民參軍」 的門檻。2023年3月，習近平在與人民解放軍代表團會面時重申，軍民融合是中國經濟增長和軍事現代化的重要支柱。 這一戰略旨在深化國防科技與經濟的整合， 在提升經濟效率的同時，迅速將先進商業技術轉化為軍事應用，以助力解放軍建設「世界一流軍隊」，並確保在 2027 年建軍百年之際取得技術優勢。 數據顯示，2015至2021年間，中國在軍民融合產業發展領域的投資高達685億美元， 其中重點領域包括無人機、發射載具和微型衛星等。
在軍民融合戰略的推動下，中國眾多國營與民營無人機研發單位，包括國有軍工集團、大學研究機構和商業企業。其中，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主導解放軍無人機研發，中國航天科技工業集團負責巡弋飛彈研製，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專注無人機系統工程，而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則致力於電子信息技術研究。 在民用領域，大疆無人機（DJI）佔據全球市場八成份額，四川䲢盾、四川傲勢等企業也憑藉其廣泛的應用場景獲得快速發展。
2020年中國憑藉無人機出口成為全球第二大武器出口國，主要客戶為「一帶一路」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70架）、埃及（60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40架）和巴基斯坦（25架）。 在「軍民融合」戰略的推動下，中國各大軍工集團、研究機構和民營企業形成了緊密的合作網絡，軍方主導的研究所和軍工集團專注於先進軍用無人機的研發，而民營企業則利用其商業化優勢，推動無人機的產業化和出口，中國無人機產業的供應鏈遍及研發與出口。
與此同時，中國還利用軍民融合戰略，從民用無人機領域汲取先進技術，為軍用無人機發展提供基礎設施和數據支持。龐大的民用無人機應用規模使中國建立了完善的基礎設施體系，包括指揮控制中心、數據傳輸網絡、維修保障設施等，這些都可間接助力軍用無人機體系建設。特別是在數據蒐集方面，民用領域積累海量的飛行數據和圖像數據，可用於訓練軍用無人機算法，提升其飛行監視和情報搜集能力。
以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的應用為例，大疆等民營企業利用無人機搜集人像和體溫數據，同時執行防疫物資運送任務。 災害救援雖屬民用場景，但對無人機的快速反應、複雜環境適應和高強度連續作業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模擬了軍事應用場景。而當這些民用無人機技術和數據被輸送給軍方後，不僅可用於提升作戰能力，也引發了其是否會被用於從事情報蒐集的安全疑慮。
以中國電科第二十九研究所與中國無人機公司為例
中國許多大型國有企業集團旗下擁有數百甚至數千家子公司，其股權結構通常包含其他國有企業、上市公司、私人控股企業以及與外資合營的企業。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中國電科）就是一個典型的國有國防企業集團例子。 中國電科及其700多家子公司是中國落實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的重要力量。2023年5月，習近平在訪問中國電科時強調了該公司在軍民融合和核心國防技術中的關鍵作用。 這種軍民融合戰略使北京能夠加速其軍事現代化進程。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國防企業集團之一，中國電科總資產超過5167萬美元， 旗下擁有66個二級成員單位、8家上市公司、42家子公司和40多個海外辦事處。 它是中國唯一一家涵蓋所有電子信息領域的技術國有公司，也是推動軍民融合發展的主力軍。在2018年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上，中國電科以「建構軍民融合下的網絡信息體系」為主題，首次展示了針對無人機探測、反制技術以及「微型偵查群集無人機系統」的研發成果。該公司明確表示，將利用其在電子戰領域的優勢，通過「軍轉民」方式，拓展至無人機綜合管控系統。
中國電科將其國防電子產品劃分為七大類，其中包括無人機（UAV）和敵我識別系統（IFF）。該公司著重於無人機蜂群作戰系統以及無人機群體作戰系統的「群打擊」能力，深度參與無人機「集群飛行」相關技術與戰略的研發。2018年，中國電科成功試飛了200架固定翼無人機集群， 2022年，該公司推出了「天穹綜合反無人機系統」，將其定位為可大規模、低成本出口的綜合反無人機解決方案。
在中國電科眾多子公司中，第二十九研究所是電子信息技術研究的骨幹機構，專門從事軍品與民品研發，特別重視先進技術的發展，涵蓋無人機和微電子等領域。 2017年，該研究所研發出新一代無人機反制器，集探測和干擾反制於一體。 作為中國電科「四小龍」之一，第二十九研究所具備設計和製造軍民兩用晶片的能力， 且負責設計、開發和生產各種平台及無人機系統所使用的電子信息系統，解放軍也將其視為發展電子戰的主力之一， 正因中國電科二十九所深度參與解放軍的電子戰與其高國安風險，美國政府已將其列為管制出口的實體清單。 除第二十九研究所外，中國電科第二十七、第三十八等多個研究所也參與中共無人機關鍵技術發展。
不僅第二十九研究所致力於軍事與民用技術的融合，其子公司也廣泛參與無人機開發、微波通信、半導體晶圓製造以及諸多軍民兩用技術領域的投資，包括中航（成都）無人機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海威華芯科技有限公司、中國電科（成都）科技產業園發展公司、成都四威電子有限公司、成都嘉濠科技公司、成都四威電子科技公司、成都四威高科技產業園有限公司、中國電子科技財務有限公司以及四川金橋信息通信有限責任公司等。
中航（成都）無人機系統股份有限公司尤其值得關注。該公司前身成都空天高技術產業基地股份公司成立於2007年，除中國電科第二十九所外，其主要股東還包括中國航空工業集團。 中航無人機公司主要從事無人機系統的設計研發和生產製造，產品涵蓋翼龍-1系列、翼龍 – 2系列和翼龍 – 10系列等多種型號。其中，翼龍 – 1為中國軍貿出口的大型無人機， 不僅支援解放軍空軍，還大量出口至巴基斯坦、埃及、奈及利亞、利比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業務佔其總營收的90%。
四川海特高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是另一家與中電科第二十九所合作涉及無人機開發的企業。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海特的控股股東四川海特科技發展集團的法人代表李彪曾入選「改革開放40年百名傑出民營企業家」，突顯中共通過軍民融合戰略來支持民營企業參與國防。
通過對中國電科第二十九研究所股權結構圖的深入分析，可以發現其作為軍工央企，通過股權投資和併購等方式，構建了一張覆蓋產業鏈上下游的龐大企業網絡。這個網絡中既有直接從事軍品研製的全資子公司，也有專注民用技術的參股企業。這種錯綜複雜的股權結構，正是中共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的縮影。在這種模式下，民用技術可迅速轉化為軍事應用，而軍工科研的成果也能轉至商業領域。
下圖為中國電科第二十九研究所旗下涉及參與無人機研發與和軍民兩用技術的關係圖：
中國電科第二十九研究所及其子公司構成了一個龐大而複雜的軍民融合企業集群。這個集群在無人機等軍民兩用技術領域深度佈局，通過軍民技術和產業的相互滲透，形成了顯著的技術和市場優勢。然而，這種模式也為中國軍方獲取先進商業技術，並助於實現軍事現代化。同時，由於部分企業及其產品存在高度國家安全風險，也引發了許多國家的警惕和出口管制措施，隨著中共軍民融合戰略的深入推進，這種複雜的軍工企業網絡勢必進一步擴張，其所帶來的地緣政治影響和技術安全顧慮也值得持續關注。
中國無人機在國際市場的擴張與安全隱憂
中國無人機在國際市場擴張另一隱憂是其在關鍵基礎設施領域的應用，過去需要大量人力來巡視相關電力與通訊設施的作業，如今越來越多地借助無人機來完成。在中國無人機佔據主導佔比的市場中，這意味著關鍵基礎設施領域也同樣暴露在潛在的網絡安全風險之下。
美國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CISA）與聯邦調查局（FBI）在2024年1月的一份網絡安全指南中警告，中國製造的無人機系統持續對關鍵基礎設施和美國國家安全構成重大風險。 該指南指出，自2015年以來，中國通過了一系列法律法規，擴大了政府對其企業及其數據的監管權限。尤其是2017年頒布的《國家情報法》，要求中國企業配合國家情報工作，向政府提供在全球範圍內收集的數據，其中就包括美國國防部認定的「中國軍事企業」所生產的無人機。報告也提到美國的能源、化工、通信等關鍵基礎設施部門越來越依賴無人機系統來降低運營成本，然而使用中國製造的無人機可能導致機敏信息洩露，進而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以及經濟安全。
由於中國在軍事科技發展與其政治目的密不可分，中國公司深圳大疆科技（DJI）所製造的無人機涉及高度安全風險。2021年底，美國商務部將大疆科技列入「軍工複合體黑名單」，原因為大疆所生產的無人機在美國境內進行監視並與中國政府共享數據， 此外，大疆無人機還涉及對維吾爾族的迫害。 目前，大疆在美國商用無人機市場中佔有超過70%的份額，其餘市場則由另一家規模較小的中國公司奧特爾機器人（Autel Robotics Inc.）所佔據。值得注意的是，奧特爾公司也已深入美國商業市場以及聯邦和州政府機構。
2024 年2月，美國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揭露，上海移遠通信技術（Quectel）、廣和通（Fibocom）等中國企業生產的「蜂巢式網路模組」（Cellular Modules）暗藏安全疑慮，這些產品在美國市場佔有高達45%的份額，而中國共產黨與這些企業的關係密不可分。 上海移遠通信技術是全球最大的物聯網（IoT）模組供應商，中國共產黨至少持有其3.6%至6.2%的股份。而廣和通是物聯網無線解決方案提供商，於2017年成為中國首家上市的無線模組供應商，中國政府持有其5.4%至9.9%的股份。更值得警惕的是，廣和通為華為、海康威視以及深圳大疆科技有限公司（DJI）等企業提供模組。
為了應對中國無人機對美國的安全疑慮，《2024財年國防授權法》禁止聯邦機構和聯邦資金用於購買或使用被視為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國家所製造的無人機，包括中國、伊朗、俄羅斯和北韓等，但這些採購和使用的禁令直到2025年12月才生效，且僅持續到2028年12月。許多美國聯邦機構已被豁免遵守該禁令，而且大疆和奧特爾仍活躍於美國商業市場。
長期以來，美國國防部在無人機採購中過於重視成本因素，導致大量訂單被少數幾家大型國防公司壟斷。這些公司雖能提供高度定制化的產品，但產能有限，且價格昂貴。為控制成本，許多配套項目被外包给中小型供應商，而這些供應商又高度依賴進口零組件，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廉價硬體。 這種分散的供應鏈結構，雖能在短期內壓低採購成本，但從長遠來看卻埋下了安全隱患。一方面，關鍵硬體組件的生產外流，會削弱了美國的製造業基礎，使其難以實現產業自主可控。另一方面，下游供應商對中國製零組件的依賴，間接將中國企業引入了美國國防工業體系，為關鍵基礎設施和武器裝備埋下了潛在的後門風險。
中國無人機企業憑藉其在國內市場的優勢地位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正在加速向全球擴張。然而，這些企業與中國軍方和情報部門的密切關係，以及其產品在數據安全方面的漏洞，引發了美國等國家的高度警惕。美國政府已採取一系列措施，限制聯邦機構採購和使用中國製無人機，並加強對相關技術和零組件的出口管制。但受限於現有的產業鏈格局和商業利益考量，這些措施的實施效果仍有待觀察。從長遠來看，美國需在國防採購中平衡成本與國家安全，加大對國內無人機產業的扶持力度，提高關鍵零組件的自主可控程度，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製無人機的安全隱憂。
除了美國外，其他國家也日益意識到中國無人機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並紛紛採取相應措施加以應對。例如 2021 年台灣行政院經通令全國中央與地方政府等各公務機關，需汰換機關所使用的中國資通訊產品，包含大疆無人機與影像攝錄設備 ; 日本政府則在2023年將無人機納入關鍵行業，成為重點審查對象以防止技術外流以及確保不會轉為軍用 ; 澳洲政府也對中國製無人機的安全風險高度警惕，因顧及大疆無人機與中國解放軍的緊密關係與安全考量，2023年澳洲內政部以及邊防署皆停用大疆無人機 ; 印度也清楚意識到中國無人機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並於2023 年禁止其國內軍用無人機廠商使用中國製零件。
隨著中國無人機企業在全球市場的快速擴張，其安全隱憂已成為許多國家關注的焦點。美國、台灣、澳洲、日本、印度等國紛紛採取措施，限制政府和軍隊採購中國製無人機，加強對相關技術和投資的管控。但考慮到全球產業鏈的複雜和中國無人機企業的市場佔比，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中國制無人機所帶來的資安與國安挑戰，仍需各國在政策、法規、標準制定等方面加強協調與合作，形成更全面的應對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