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DSET）本（2）月 9 日與商業周刊合作，舉辦專題對談「《蘋果在中國》之後：後中國供應鏈時代的全球重組」。本次對談由 DSET 執行長張智程主持，邀請《蘋果在中國》作者 Patrick McGee、中央研究院院士朱敬一，以及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吳介民與會。三位講者各自有一本重要著作，從不同層次共同解釋中國如何嵌入全球經濟體系，以及中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結構性差異。
對談首先聚焦中國製造業供應鏈的形成與崛起。Patrick McGee 指出，蘋果最初並非因中國具備成熟技術能力而前往，而是在 1996 至 2003 年瀕臨破產、無力自建產線的情況下，被迫全球外包製造。當時蘋果的生產據點遍布台灣、南韓、新加坡、捷克、威爾斯、愛爾蘭、墨西哥與美國加州，但很快發現，只有中國能同時提供前所未有的規模與速度。儘管早期中國製造品質不佳，蘋果並未撤離，而是派遣大量工程師進駐工廠、接管流程，建立品質控管與工程訓練體系。換言之，蘋果不是到中國「使用」技術，而是在中國打造技術能力。隨著 iPod 與 iPhone 快速放量，蘋果最終深度管理約 1,600 家工廠，多數集中於中國。
McGee 認為，蘋果的產品「想像力」與中國的製造「規模」相互結合，使其能將幾乎任何構想轉化為可量產的產品；而蘋果也在無意間扮演了中國製造業的「國家建設者」。自 2008 年以來，蘋果供應鏈累計訓練人數約 3,000 萬人，十多年前每年在中國的投資即高達 550 億美元，規模遠超多數國家的單一製造補助計畫，成為中國製造能力躍升的重要推力，也構成今日全球供應鏈結構的關鍵背景。
朱敬一指出，中國是一個列寧主義體制，其核心原則是「政治優先於經濟」，司法、資訊與數位系統皆服務於政黨統治，在資訊流通、競爭制度與產業組織上，對民主國家形成結構性不對稱。《蘋果在中國》的意義不僅是企業故事，而在於它揭示了市場導向的跨國企業，如何在列寧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下，結構性地陷入不對等競爭。這對台灣與其他民主經濟體而言，是無法僅靠市場機制或企業自律解決的根本挑戰。
吳介民指出，蘋果模式在中國的成功，並非單一企業之力，而是多重結構因素的交會，包括中國內部高度分層的戶籍與勞動制度所提供的龐大製造勞動力、全球品牌長期將製造風險下放給供應商與勞工，以及台灣製造商在全球市場與中國生產體系之間所扮演的「翻譯者」與整合者角色。他強調，理解這段歷史，有助於台灣重新思考自身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位置，以及在新一輪結構變動中，應如何定位與回應。
在談及未來供應鏈發展時，朱敬一指出，未來供應鏈重組將同時受兩股力量牽動：一是制度與價值相近國家之間快速變動的產業聯盟，若美國持續對盟友釋放不確定與不可預測的訊號，供應鏈結盟亦可能轉向有利於中國的一方；二是中國可透過國家補貼與體制動員持續壓低價格，使其他國家難以長期抗衡，並可能將過去在太陽能、鋁、鋼鐵等產業的模式，複製至電動車與晶片等新興產業。
吳介民指出，台商外移是一個早已啟動的長周期變化；而台灣的新機會，來自半導體與 AI 帶動的結構性轉型，但能否把當下的榮景轉化為長期位置，仍取決於台灣如何在新秩序中穩住關鍵節點與合作網絡。
隨著人工智慧發展，人形機器人、量子運算等新產業崛起，是否能真正走出中國？McGee 直言，「下一個中國」並不存在。外界常以「多少 iPhone 在印度生產」作為供應鏈轉移的證據，但那多半僅計算最終組裝，容易造成錯覺，關鍵零組件與工程能力仍高度依賴中國，甚至出現「在中國完成、拆解，再送往印度重新組裝」的現象。McGee 直言，即便蘋果加速轉向印度，也將面臨北京政權與中國消費者的反彈，以及印度在基礎建設、政府協調、供應鏈密度與體制動員上的限制，越南等地亦難成為主要替代選項。
本次對談在密集而深入的交流中落幕，為理解中國製造業供應鏈的崛起，以及全球製造體系的下一步走向，提供觀察與討論框架。
媒體報導：
【風傳媒】印度終將取代蘋果在中國大陸的生產？《蘋果在中國》作者：很遺憾、這是無稽之談
【中央廣播電臺】蘋果助威中國製造 「蘋果在中國」作者：印度難成下個世界工廠
【Focus Taiwan】Taiwanese firms must diversify from China despite structural limits: Exper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