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台灣政府禁止小紅書在台使用，引發外界對禁令理由、實際效果與比例原則的質疑；與此同時，美國也正試圖在處理 TikTok 國安風險的同時，尋求讓平台持續營運的制度安排。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DSET）民主治理組副組長賴又豪近日投書紐約大學法學院旗下法律與公共政策分析平台《Just Security》，分析台灣面對中國平台風險時的治理困境與政策思考。
賴又豪指出，小紅書爭議凸顯出台灣面對中國平台時的治理兩難：一方面必須回應中國持續對台進行的資訊干預，另一方面又受限於法律、政治與市場條件，難以建立一套既有效又具正當性的治理架構。這不只是個別平台的問題，更是民主制度如何因應威權數位影響的核心考驗。
文章進一步分析，中國營運的平台具有一般跨國平台之外的結構性風險。即便部分服務以新加坡等地註冊公司經營海外市場，其隱私政策與資料處理安排，仍可能使海外用戶資料回流中國，並受到中國國安法與演算法治理規範拘束。這不僅涉及個資與資料安全，也可能透過內容排序與推薦機制，長期影響民主社會的資訊環境。
針對台灣當前處境，賴又豪指出，台灣面臨制度、政治與經濟交織而成的治理挑戰。現有工具難以追上社群平台上快速擴散的操弄行為，台灣朝野在中國政策上也高度分歧，使相關監管難以形成穩定共識；加上市場規模有限，政府在缺乏廣泛社會支持下，也不易對跨國平台施加更高強度的規範。
文章指出，美國處理 TikTok 的經驗雖具參考價值，但台灣無法直接複製其「所有權導向」模式。相較之下，更值得中等民主國家借鏡的，是以資料保護、跨境傳輸保障、演算法透明、透明度報告及第三方驗證為核心的「營運導向」治理思維。
賴又豪主張，台灣未來應朝向以營運治理為核心的監管方向思考，並在明確法律授權、正當程序、獨立司法審查與比例原則下，建立更具正當性與可操作性的制度回應。
賴又豪於今（2026）年1月亦發表政策報告《威權凝視：中國的全球資料聚斂與系統性民主風險》，提出民主國家因應中國數位風險的「DSR 戰略」。此次投書則進一步從小紅書與 TikTok 爭議切入，延伸對平台治理的政策思考。
